论宪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

（上海大学法学院2001级研究生 陈颖辉）


内容摘要 传统观点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的法，无疑集中体现了法所具有的阶级性与社会性，而作为在经过对传统观点的反思之后，对宪法的阶级性的传统观念提出问题与挑战。在充分分析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真实内涵的基础上，对二者的关系进行阐述，从中揭示二者概念与关系的根本意义所在。
关键词 阶级性 社会性 共有性

在经过一段时期，有关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不同观点的激烈交锋后。目前，法学界对此问题却避而不谈，似乎各学者对此问题已达成共识。作者姑且把共识称为传统权威观念。作者认为，对此问题，不是没有讨论的必要，而是需要提出更多的问题，并予以澄清和解决。

一 对宪法阶级性观念提出的挑战

对于宪法概念的界定，有着不同的表述，诸如，“宪法是国家 的根本大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是阶级力量对比的表现。”“宪法是确认民主制度，表现阶级力量实际对比关系的根本大法。”等等。从中，不难看出中国学者对宪法阶级属性的高度重视，把其视为宪法的内涵及本质必要且重要的要素之一。其根源于列宁在《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总结革命，革命又怎样给社会革命党人作了总结》一文中那句名言，新版的〈〈列宁全集〉〉已将该句话改译为：“宪制的实质在于和国家的一切基本法律和关于选举代表机关的选举权以及代表机关的权限等等的法律，都体现了阶级斗争中各种力量的实质对比关系。”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统治者个人的权力的基础就是他们的生活条件，这些条件是作为许多个人共同的生活条件。这些条件是作为许多个人共同的条件发展起来的，为了维护这些条件，他们作为统治者，与其他个人相对立，而同时却主张这些条件对所有人都有效。他们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即是法律。而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无疑也是阶级性的集中的体现。宪法的阶级性也就是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活条件用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使社会上所有人都一体遵行的属性。作者对此观点并不否认，但马克思主义提出法的阶级性又其自身存在的社会背景与理论前提。马克思经典理论学者把其注意力集中在阶级性对立十分明显的阶级社会。因此，法的阶级性也必然很明显，作者并不否认该理论的相对真理性，也正是由于真理的相对性，才激发我们不断地对该理论进行反思，以期丰富，完善法的阶级性理论以及宪法的阶级性理论。
（一） 从逻辑结构上分析
我国大部分学者认为，宪法的阶级性其逻辑起点是建立在法的阶级性之上的。按照传统权威观念，法具有当然的阶级性，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必然也具有阶级性。作者对三段论的逻辑推理过程并无疑义，但对法具有当然的阶级属性这一前提条件，还有值得讨论之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学者认为，法产生于阶级社会，即奴隶社会，有了阶级对立才有体现统治阶级意义的法的出现。但法的产生上一个渐进的过程，必然有其萌芽，酝酿，及条件储备过程。他不可能是在某一点上激变而成，而是法的要素不断积累以至形成完整的所谓的法的概念。在原始社会末期，即父系氏族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氏族的逐渐瓦解，私有制的逐渐形成，习惯法也由此产生，但此时的社会却不存在阶级对立，甚至连阶级还未产生。因此，法具有阶级性这一命题，并不具有当然性和准确性，而由此建立的宪法的阶级性理论也似乎只是空中楼阁。
（二） 从理论背景上分析
法的阶级性，即宪法集中体现统治阶级意志。其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无疑是一个存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大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立的阶级 社会，而对于此社会必须有三个基本前提，①存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②两阶级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立，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反观世界东西方的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对于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人民民主的国家性质决定了统治阶级必然是广大人民，但被统治阶级已不能作为一个阶级独立存在，这就意味着一个无阶级对立的国家社会中，只存在统治阶级，而没有被统治阶级。显然，这种理论 是站不住脚的。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在公共政策以及在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改进与改革，例如提出“第三条道路”理论，“福利国家”及股份制的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等，均拓宽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包容力，足以容纳不断扩大的生产力，从而使得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缓和，界限日益模糊，无产者逐步向有产者转化。因此，对于当前东西方国家，虽然意识形态存在根本性的对立，但阶级对立的界限日趋模糊甚至消失，阶级融合的趋势更加明显。而宪法作为统领性的母法，更应适应此趋势的发展，摆脱由于过分强调宪法的阶级性而给宪法带来的浓厚的政治及暴力色彩，找到宪法所应追求的价值目标——民主，平等与自由。
（三） 从宪法的价值定位上来分析
宪法产生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的产物。通观古今中外的宪法 ，其内容都包括了两个基本内容即权利与权力。从中体现了 立法者对国家公权与个人私权予以宪法上的高度关注，使得宪法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控制国家公权和保护个人私权。国家为少数人所统治，即统治阶级。控制国家公权势必是对统治阶级的统治权予以限制，因此，也决定了宪法应将其价值定位在强调个人意志，也即包括被统治阶级在内的多数人或整体的意志。由此，不难理解民主，平等与自由作为宪法的根本价值取向。而对于过分强调宪法的阶级性，即体现统治阶级意志，不管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还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都将是对民主，平等，自由的抛弃与践踏。而以此为价值取向的宪法无疑会演变成暴力的，政治的，畸形的“宪法”。
通过以上对宪法阶级性的分析，作者认为传统的权威观念有其存在的合理依据和特殊目的。阶级对立的社会固然决定了宪法的阶级属性，同时分析宪法的阶级性有助于我们区分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的本质，进一步反思宪法 的真正本质与价值追求，来建构我国的宪法及理论体系。但是，宪法的阶级性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过分强调，必然会导致唯意志论。随着阶级界限的模糊，原本的两大对立阶级更多的分裂成各种不同的利益阶层和集团，而宪法此时应更明显的表现为对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中的主导意识和生产条件的确认和保护，从而最大化地体现宪法的价值追求。

二 宪法的社会性

宪法作为一种法律现象，同时也必然属于社会现象，那么宪法与社会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传统观念仅把宪法的社会性作为与阶级性相对的概念加以理解，势必限制，阻碍了对宪法社会性概念及理论的真实，全面理解。作者从以下三反面对其作全面阐述：
第一，相对于法的专门法律特征而言，宪法的社会性是反映社会关系并调整社会关系的属性。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法律体系中的母法，必然对社会中的基本权利义务关系予以原则上的确认和调整。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宪法关系。因此，这种宪法关系必然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各个领域，从而在范围上体现了宪法的社会性，。另一方面，宪法对此种宪法关系的确认与调整，并不单纯是阶级意志的内容，而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情势的客观反映，而阶级意志无非是把客观情况反映到宪法规范的一种媒介和工具。从这一意义上说，宪法的社会性是客观，必然的，并不由统治阶级的意志任意决定。
第二，相对于宪法的阶级性而言，宪法的社会性为了执行其阶级治理职能，必须同时执行具有全社会意义的社会公共职能，具有某种社会共同性。宪法的价值追求所决定的民主，平等与自由必然要求对社会上大多数人甚至每一个人的权益予以关注，赋予其平等，自由的权利。由此决定宪法决不仅是执行阶级治理的职能，而应把重点放在执行公共职能上。诸如环境，人口，以及可持续发展等问题。除此之外，宪法还应否对被统治阶级的利益有特别体现？作者认为，宪法体现的固然是一种主流意志，但主流是相对于非主流而言的，禁止非主流的存在或对非主流的漠视，势必是一种自杀行为。因此，宪法应当在确保宪法秩序稳定的前提下，兼容各个阶级，阶层，利益团体的意志，才能使主流意志得以顺畅执行，否则，任何一个统治阶级或者说主流意志都无法存在。
第三，宪法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必然要不同程度地适合社会的发展要求，反映客观规律，促进社会发展，而宪法同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又有其产生，发展，变革以至消亡的内在规律。
宪法的稳定性使保证宪法最高权威的重要因素之一，但这并不能说宪法必然是恒定不变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宪法也必然要适应客观规律的发展要求，确认和保护社会发展而产生的新的宪法关系和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由此才能保证宪法的活力和效力。另一方面，宪法自身存在着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发展规律。但宪法毕竟是客观规律被意志化的产物。因此，其中必然会渗入主观认识，意志的因素，只是程度不同而以。从而与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等纯粹的客观规律相区分，在外观上表现在宪法的滞后性，良恶及实施效果的好，差等问题上。

三 宪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的关系

以上通过对宪法的的阶级性与社会性概念予以区分，并分别阐释之后，二者之间的关系便明朗了许多，但作者认为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 传统观念认为，与阶级性相对的概念即是社会性。对于阶级性而言，它属于主观意识形态的范畴，而宪法的社会性指出宪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属于客观物质范畴，而在我们讨论一对相对立的概念时，务必将其置于同一范畴之内，因此才能便于两概念的沟通与区分，显然，在主观意志范畴内，与阶级性相对的概念并非社会性，而应是“共有性”，即体现包括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在内的共同意志，而社会性作为客观物质范畴的其中一个概念，并不能称其为阶级性相对的概念。但这并不能说明二者之间不存在对立关系，二者之间的对立关系是随时可见的。但这种对立是建立在主观范畴与客观范畴之间 对立的基础之上的。正确区分二概念的范畴，才能更好的理解下面所要阐述的二者之间的关系。
第二， 从法哲学的角度，探讨宪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在阶级对立的社会，宪法所体现的阶级性和对立性，是对立统一的，时或社会性占据支配地位，时或阶级性占据支配地位，时或处于平衡状态，时或平衡状态被破坏而导致法的更新。
首先，宪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时相互对立的，其表现在：①宪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分属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属主观范畴，后者属客观范畴。由于主观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及任意性，因而无法正确反映客观规律，情势，从而无法适应客观规律的要求，势必阻碍宪法自身以及社会的发展。因此，这种主客观的对立将外化为宪法的修改以及重新制订上。②阶级意志的体现方面，宪法的阶级性强调统治阶级的意志，执行阶级统治的职能，在宪法的社会性更关注社会各利益团体，阶层，阶级以及个人的利益，即社会的共同利益。而这两种意志之间，除存在共同之处外，势必也存在着由于利益的分立以及价值取向的不同而导致的对立关系。
其次，宪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又是统一的。宪法的 阶级性与社会性是共存有宪法一体中的两个不同侧面。这种统一表现在：宪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是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没有社会性的宪法便无法保证其科学性，民主性，而更倾向于一种专制性和暴力性，丧失了宪法本应具有的基本价值准则，从而不能称其为真正意义上的宪法。而对于只有社会性，没有阶级习惯的宪法是否存在仍存在诸多疑点。由于宪法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政治的产物，因此，宪法具有与生俱来的不可抹杀的阶级属性。尽管，目前阶级界限日趋模糊，但是否存在只有社会性，而无阶级性的宪法还缺少足够的理论依据。
其三，宪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是相互转化的。在宪法能较好的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其所确认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秩序足以容纳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时，此宪法所体现的社会性应是占支配地位的，而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旧的生产关系和旧的社会秩序逐渐变成生产力发展的阻力时，统治阶级仍以暴力顽固地予以坚持，维护原先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秩序时，而演变，异化为阶级习惯占主导地位，相反，以阶级性为主导的宪法在条件具备时林业必能转化为以社会性为主导的宪法。
第三， 从宪法的价值高度，揭示其阶级性与社会性的对立关系。
关于宪法价值，上文已所论述，对于东西方不同类型的国家而言，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均以控制国家权力，保护个人权利为宪法的两大指导原则，贯穿始终。只是在具体的操作方式，执行程度以及理论理解方面存在差异。这也是由各个国家具体的 意识形态，政治经济体制等国情所决定的。而将此两大原则进一步深化，则不难推出宪法的价值追求——民主，自由与平等。虽然它可作为各种法的共同的价值目标，但由于宪法的权威性以及调整对象的特殊性。这三种价值目标在宪法上体现的最为深刻和集中。宪法调整的是以国家政权为核心的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因此，公权与私权的对立及协调是宪法的主要任务。对公权的限制，即保证了人民的民主，权利的自由平等，而对于宪法的阶级性，只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而统治阶级正是国家权力的行使者，掌管者。因此，强调宪法阶级性无疑会削弱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从而使民主，平等，自由遭到威胁甚至伤害。另一方面，宪法的阶级性反映的只是整个社会中部分群体的意志，而无论其人数是多是少。宪法的价值目标决定了宪法必须对所有人或每一个人予以平等的关注，而不考虑人多人少。相反，他更注重对少数人权利的保障。因此，宪法的阶级性无法保证其自身的价值追求，而往往由于统治阶级的任意性，私欲性以及认识能力的有限性，而致与其价值目标背道而驰。宪法的社会性客观上保证了宪法的先进性，科学性，民主性与共同性。因而，与其价值追求相符。宪法的社会性与阶级性在价值取向上是相互对立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宪法的社会性始终占支配地位时，才能确保宪法价值目标的实现。
以上作者对宪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的概念进行阐述与区分，并从法哲学和价值角度，对二者关系加以论述。但研究问题并不是单纯着眼于问题本身，而应揭示研究该问题的根本意义所在。作者认为，区分宪法的 阶级性和社会性，研究二者关系的根本意义在于：
首先，转变观念，拓宽视野。中国学者大部分承认宪法的阶级性的权威性理论，并以此为指导思想和研究工具。但社会的发展，阶级界限的模糊，以及对法的起源等问题重新思考均对传统的权威理论提出了挑战和质疑。因而，中国学者势必转变观念，从对阶级性的过分强调过渡到对宪法的社会性的关注，才能克服传统观念带来的局限性，开阔视野，促进宪法理论以及宪法本身的完善和发展。
其次，便于宪法文化的融通和交流。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无疑带来了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冲突与交融。宪法作为一种法律文化现象，势必要卷入世界文化交融的旋涡之中。此时，强调宪法的阶级性必然会因意识形态的对立而使自己孤立起来，阻碍自身及社会的发展，终将被淘汰。相反，只有加强对宪法社会性的关注，才能在这场文化冲突中，占有主动地位，从而维护宪法的活力和自身的独立性。
最后 ，有利于增强宪法制定，修改以及实施的实效性。宪法的社会性符合了客观规律的发展要求，体现了宪法的价值追求，保证了宪法的先进性与科学性，充分反映社会各阶层，利益集团及个人的意志，同时也确保了宪法实施后的社会效果。


患者被打伤，医院该赔吗？

万欣


一、 案情简介

　　患者甲于2001年1月20日被他人打伤眼部后住进某县医院住院治疗。次日上午10时许，病房内突然闯进八、九名青壮年，问明其身份后手持凶器对其进行了殴打，而后迅速离开医院。事后经诊断为全身多处骨折，被转至骨科病房治疗。该患者于同年4月28日在未经医生同意且未与医院结帐的情况下，私自出院。

二、 原告诉请

　　患者甲认为自己在县医院就诊与医院已形成了消费关系，医院提供医疗服务应有安全的治疗环境，而医院疏于管理，给其造成损失。依据《民法通则》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于2003年12月12日向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医院赔偿其医药费34278元，误工费二人33079元，精神损失费50000元，总计117357元。

三、 一审情况

　　县人民法院认为：甲被打伤后，县公安局已经立案侦察，因该起刑事案件正在侦破中，本着先刑事后民事的原则，应待刑事案件侦破后附带民事案件一并审理，于2004年3月24日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四、 再审情况

　　一审裁定生效后，甲又向县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县法院审查后于2004年5月13日裁定进行再审。
县法院经再审后认为：患者被打伤眼部后进县医院，并已预交了押金，原被告之间已经形成了医患关系即以诊疗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在该合同中，原告有付费的义务，合理使用病房设施的权利以及诊疗配合等义务。作为被告县医院有诊疗义务、保护义务、保密义务、维护医院医疗秩序及安全管理的义务以及提供病房服务设施的义务。其中医院的保护义务是指医院对患者负安全保护义务，即保护患者不受医院诊疗不当和服务不当的侵害及病房设施质量瑕疵的损害，也包括患者不受外来的不法侵害。本案中加害人虽然是在探视时间进入病房对原告实施的伤害，但与被告未严格执行探视制度、保卫科工作制度，疏于管理有一定关系。被告县医院在未尽最合理的谨慎注意义务和安全保护措施未得到切实执行时，发生了原告在病房遭受多名加害人的侵害并造成伤害后果，被告的合同义务应视为未适当履行，应承担违约责任，理应赔偿原告所受损失，故对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其合理部分应予支持。因医患关系的建立，要求医院将保护患者的生命安全为宗旨，这不仅表现在具体的诊疗过程中，还存在于医院为诊疗提供的服务环境以及服务设施中。即使原被告未签订就外来侵害的归责条款，也不能免除医院的安全保护责任。原审原告所受到的伤害虽与医院的医疗行为无因果关系，但本案原告所受到的伤害虽与医院的医疗行为无因果关系，但本案被告承担的是未尽安全保护的违约责任，被告理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故对原审被告认为原审原告被加害人故意伤害与其医疗行为无因果关系，被告无过错的辩解，本院不予支持。判决县医院赔偿患者医疗费、伤残补助费、误工费、护理费、伙食补助费等合计人民币18492.68元。并判令医院承担原审原告的全部案件受理费共计8060元。

五、 二审判决

　　县医院和患者均不服再审判决提出了上诉，二审法院经开庭审理，作出了维持再审的判决。

六、 律师评析

（一） 上访、信访是否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

　　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主要是《民法通则》的几条规定，即“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135条）；“下列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1、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2、出售质量不合格商品未声明的；3、延付或拒付租金的；4、寄存财物被丢失或者损毁的”（第136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第137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第140条）。对于当事人向谁提出要求履行义务可以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第174条中有明确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从提出请求时起，诉讼时效中断。”这里“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必须是针对同一法律关系中的义务人，所要求保护的民事权利也必须是同一法律关系的客体，否则不能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例如甲借给乙一万元钱，甲应当在约定的还款期限之日起两年内向乙、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有关单位提出乙应当还一万元钱的要求才可以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如果甲在此期间向前述主体提出的要求是：乙的父亲应返还借其的小汽车，那么就不能构成甲乙债权债务纠纷的诉讼时效的中断。
本案中，如果患者甲在事发后即一直向有关政府信访部门进行上访、信访，要求县医院就其住院期间被打伤一事承担赔偿责任的话，就可以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本案就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如果患者甲向政府信访部门上访、信访的内容，并不是要求县医院对其住院期间被打伤一事承担赔偿责任的话，就不能认为是“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当然不能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

　　而实际上，患者向法院提交了一份该县人民政府信访办、市民投诉中心于2002年7月7日出具的“关于XXX（患者甲）上访问题的答复”，该答复共有三条意见：“1、其在住院期间被伤害一案，已构成刑事伤害案件，公安局担负侦破任务，公安局刑警大队要继续加大侦破力度，千方百计争取快破案，并对刑事责任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2、患者住院期间被打伤，不是政府行为，其赔偿主体不是政府，而是行为人（刑事责任人），其赔偿问题只能依法解决。在案件侦破之前，法院不能立案，因此解决赔偿问题，只能在案件破获后，通过法院判决来解决；3、鉴于患者被伤害后，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给家庭生活造成困难，建议所在社区应保证其基本生活水平。其本人的土地承包费可以给村里打欠条缓交，待案件侦破后做终结处理。”

　　此文件自始至终没有一句话提及县医院，因此可以推断，患者甲上访要求赔偿的责任主体是县政府而不是县医院，其数次上访的内容不会是要求县医院承担赔偿责任。这一点在二审开庭时，患者也当庭承认其上访是为了解决由于其抗议所在村委会卖地问题而被打伤的问题。这些上访因为并不是主张要求本案被告县医院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就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也就当然不够成诉讼时效的中断。由于患者被打伤这一事实当时其即已知晓，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应自2001年1月21日被打伤之日起算，至其2003年12月起诉时，诉讼时效早已超过，而原审、再审法院在县医院反复提出此抗辩事由的情况下，对此均未予以注意显然是错误的，而二审判决却简单地以患者曾经进行过上访为由判定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是值得商榷的。

（二） 医疗机构对于服务场所仅应承担一般安全保障义务

1、 医疗机构对于医疗服务场所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概念

　　所谓安全保障义务是近年来引起法律界广泛关注的一个新课题，例如中央电视台女主持人沈旭华在北京张生记餐饮有限公司用餐时，因接听电话到包厢外约两米的一个通道门，因该通道未设楼梯而摔倒楼下身亡；再如“王利毅、张丽霞诉上海银河宾馆赔偿纠纷案”中，受害人王某1998年8月23日来到上海出差，入住上海银河宾馆1911号客房，当天下午被歹徒入室抢劫、杀害。受害人父母以被告银河宾馆对宾馆内的安全不负责任，致使其女在入住宾馆期间被犯罪分子杀害，财物被劫为由，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1年第2期）。这些案例都引起了广泛关注，并且由于当时理论研究不够深入，各个法院的判决相差很大。

　　医疗机构对医疗服务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是指医疗机构在其提供医疗服务的固定场所对患者或者其他进入医疗机构固定场所的人之人身、财产安全依法承担的一定安全保障义务。医疗机构在其住所地内或其他经注册的分支机构内向患者提供医学诊疗服务的场所均属于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场所。

　　对医疗服务场所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首先是医疗机构，其次应当是公安部门，两个主体对于医疗服务场所承担不同的安全保障义务，各有分工。与此相对应的权利主体是：
1）已经与医疗机构建立医患法律关系的患者；
2）尚未与医疗机构建立医患法律关系的患者，如正在排队挂号的患者或已经办理出院手续而尚未离开医院的患者；
3）进入医疗机构服务场所的其他人，如探视患者的亲朋好友，来院办事的其他人员。
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的主要内容是：在医疗服务场所，权利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应当得到保障，义务人应当对这种人身和财产安全履行相应的积极作为或消极不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