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江苏省信访暂行条例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1992年4月24日江苏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机构与职责
第三章 受理范围
第四章 处理规则
第五章 奖励和处罚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正确处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来信来访，切实保障其合法权益，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密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信访，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书信、电报、电话或者访问等形式，向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反映其愿望和要求，提出批评和建议，对违纪违法行为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
第三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进行的信访，受法律保护。
信访活动应当符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规定，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

第四条 受理信访是各级国家机关及其负责人的一项职责。各级国家机关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政策，实事求是地处理信访问题。
第五条 信访工作实行“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
第六条 各级国家机关应当加强对信访工作的领导，确定一位负责人分管信访工作。对重要信访，负责人应当主持研究，亲自处理。
各级国家机关应当建立、健全信访工作制度。

第二章 机构与职责
第七条 各级国家机关应当设立信访工作机构或者配备具体承办信访工作的专、兼职工作人员。
各级国家机关应当选择政治坚定、作风正派、廉洁奉公、联系人民群众、具备一定的法律、政策和文化水平的人员从事信访工作。
各级国家机关应当为信访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八条 国家机关的信访工作机构是代表国家机关处理信访的专门机构，其职责是：
（一）代表国家机关受理信访；
（二）承办上级机关及其负责人交办、转办的信访案件；
（三）向下级机关交办、转办有关信访案件；
（四）指导、督促、检查本地区、本系统的信访工作；
（五）协调处理地区、部门和单位之间的信访问题；
（六）直接调查处理重要信访案件；
（七）综合研究信访情况，及时向领导机关提供信息；
（八）为来信来访人员提供有关法律、政策咨询。

第三章 受理范围
第九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受理下列信访：
（一）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决定和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二）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三）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和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违法失职行为的检举、揭发和控告；
（四）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五）对同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申诉和意见；
（六）对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议、决定和地方性法规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七）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应予受理的其他信访。
第十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受理下列信访：
（一）对本辖区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民政、社会治安等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二）对本级或者下级人民政府规章、决定和命令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三）对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工作人员或者下级人民政府负责人的违法失职行为的检举、揭发和控告；
（四）对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或者下级人民政府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申诉；
（五）对本级人民政府职权范围内应予解决的合法、正当的要求的申请；
（六）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予受理的其他信访。
第十一条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受理下列信访：
（一）对本级人民法院或者下一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民事、经济和行政案件的判决、裁定、调解、决定不服的申诉；
（二）向基层人民法院提出的告诉才处理和其他不需要侦查的自诉刑事案件；
（三）对本级人民法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四）对本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或者下一级人民法院负责人的违法失职行为的检举、揭发和控告；
（五）依法应当由人民法院受理的其他信访。
第十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受理下列信访：
（一）对本级人民检察院的处理决定不服或者对下一级人民检察院的处理决定不服的申诉；
（二）对依法应当由人民检察院侦查的刑事案件的控告或者检举；
（三）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民事、经济和行政案件的判决、裁定、调解、决定不服的申诉；
（四）对本级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五）对本级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或者下一级人民检察院负责人的违法失职行为的检举、揭发和控告；
（六）依法应当由人民检察院受理的其他信访。

第四章 处理规则
第十三条 各级国家机关对于其职责范围内的信访问题，应当查清事实，负责处理；非本机关职责范围内的，应当负责及时转交有关机关处理。
第十四条 属于不服原单位处理决定的信访问题，由其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业务主管部门负责处理。
第十五条 跨地区、跨部门的信访案件，由最先受理的地区、部门拟制方案，与有关地区、部门协商处理；遇有争议的，应当报请共同上级主管机关协调处理。
第十六条 对信访问题，有处理责任的单位已经合并的，由合并后的单位负责处理；已经撤销的，由该单位的上一级主管机关负责处理。
第十七条 司法机关应予受理的信访，按司法机关的有关程序处理。
第十八条 信访部门对在法定申请行政复议期限内提出的申诉，应当及时告知申诉人向有复议管辖权的行政机关申请复议。
第十九条 控告人和检举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信访部门及有关单位、个人不得将控告、检举材料转交给被控告、检举的单位和个人；未经控告、检举人同意，不得公开控告、检举人的姓名和身份。
第二十条 信访工作人员对于涉及本人及其近亲属的信访问题应当回避。
第二十一条 上级机关对交给下级机关处理的信访案件，应当督促检查。
第二十二条 对上级机关交办并且要求回报处理结果的信访案件，承办单位应当迅速处理，在三个月内办结上报；如到期不能结案的，应当及时向交办机关汇报查处情况，并提出延长结案期限的请求。
第二十三条 交办机关收到承办单位信访处理报告，如果认为事实不清，或者处理不当的，应当退回承办单位复查，承办单位应当自接到复查通知之日起两个月内复查处理完毕。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承办单位的信访处理不服的，可向其上一级主管机关申请复查。
第二十四条 反映群体意愿的访问，应当推选一至三名代表人到当地有关机关反映。
有关机关对反映群体意愿的代表人应当认真接待，根据法律、法规和政策处理所反映的问题。
第二十五条 精神病患者有实际问题需要解决的，由其监护人或者亲属代为反映。在来访人员中发现精神病患者，接待单位应当通知其工作单位、监护人或者居住地的人民政府负责接回收管，对其确实需要解决的问题，应当实事求是地负责解决；对妨碍国家机关工作秩序、危及人身安
全的精神病患者，由公安部门及时处理。
第二十六条 患有严重传染病的人，有实际问题需要解决的，应当向所在的管理单位提出或者由其亲属代为反映，如在来访人员中发现严重传染病患者，由接待机关的同级卫生部门会同患者住所地的卫生部门负责处理，接待部门予以协助。

第五章 奖励和处罚
第二十七条 信访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信访部门报请上级或者建议有关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一）提出的意见、建议，对政治、经济、文化等事业的发展有突出贡献的；
（二）提出的批评，对改进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有重大作用的；
（三）揭发、检举违纪、违法和犯罪活动，对保护国家、集体、公民的利益和维护社会秩序取得显著成效的。
第二十八条 对信访工作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工作人员，有关国家机关、单位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十九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信访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主管机关根据情节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应当接待而拒不接待或者应当及时处理而不及时处理，玩忽职守的；
（二）对上级交办的信访案件，扣压不办、拖延不办的；
（三）对申诉人、控告人、检举人威胁、压制和打击报复的；
（四）泄露信访机密，或者将控告、检举内容泄露给被控告、检举人的；
（五）利用职权敲诈勒索、收受贿赂、徇私舞弊的；
（六）其他违纪、违法行为。
前款各项中规定的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由有关机关从重处罚。
第三十条 来访人员应当到信访接待部门反映问题，自觉遵守接待制度，经接待完毕应当及时离去。滞留不走，妨碍机关公务或者造成不良影响，经说服教育无效的，由公安部门派人协助，强制离开或者送收容遣送站遣返。
对被遣返的来访人员，有关国家机关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妥善处理。对无理取闹的，应当加强教育；经教育无效的，有关部门可视其情节依法处理。
第三十一条 来信来访人员中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信访部门教育处理；情节较重的，由公安部门依法给予相应的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冲击机关，强占接待室，寻衅滋事，拒绝、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妨碍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正常活动的；
（二）为了满足不正当的要求和利益，纠缠国家工作人员，妨碍其人身自由，干扰其正常生活，或者侮辱、威胁、殴打国家工作人员的；
（三）违反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串联聚众闹事，不听劝阻的；
（四）拦截车辆，妨碍交通和社会秩序的；
（五）伪造文件，造谣惑众，或者诬告陷害他人的；
（六）携带凶器、爆炸物以及其他可能危害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的物品的；
（七）故意毁坏、侵犯公私财产的；
（八）其他违法行为。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各级国家机关，是指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
第三十三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各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处理信访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三十四条 反映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涉外信访问题参照本条例处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由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从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2年4月24日
当前，“送达难”现象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有关诉讼文书的送达不能已直接影响到法院对案件的及时审结，危及法院正常的诉讼秩序，并影响了当事人行使和维护诉讼及实体权利。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该规定在原有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细化了送达的操作规则，同时提出了“诉讼地址确认书”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送达难的问题。但是近几年来，送达地址的不确定性严重制约了诉讼文书的送达效率，该瓶颈问题在信用卡的审理中显得尤为突出：在信用卡案件的审判实践中，法院常常要对原告在起诉状或证据中提供的包括身份证地址、暂住地址、工作地址等少则三个、多则七个的地址进行送达，在此过程中法院制作了大量法律文书，不断重复各种法律程序，送达周期长且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而根据上述地址成功送达的比率极低。

　　为切实解决因送达地址不明确带来的困扰，进一步提高送达的效率，目前已有部分法院针对某些特定案件施行了诉前确认送达地址的做法，本文在总结各法院成功经验、分析区域案件特点的基础上，调研诉前送达地址确认制度的适用问题。文章主要分为我国民商事案件送达的运行现状及改革方向、构建民商事纠纷诉前送达地址确认制度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建设构想四个部分，其间通过对往年案件送达情况的统计分析，加以制度的历史溯源和理论探讨，合理预计该制度适用于实践中将产生的问题，提出包括如何推广、变通适用等一整套的制度构建方案。

　　一、我国民商事案件送达的运行现状及改革方向

　　（一）民商事案件送达的运行现状

　　从法律层面上讲，我国民商事案件的送达方式表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所规定的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公告送达等五种方式 。然而，我国民诉法对送达程序的规定过于原则，侧重于职权主义，其功能主要在于保障民事诉讼顺利进行，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在司法实践中，“送达难”已经成为各级法院普遍面临的一个难题。立法上的局限性以及司法实践的偏差已经大大限制了民商事案件送达程序的顺利进行。总体而言，我国民诉法所规定的各种送达方式在实际执行中存在着如下问题：

　　1、直接送达难度大。

　　直接送达本应是送达方式中最为简单有效的一种，然而，在经济发展迅速、人口迁徙流动日益频繁的今天，该种送达方式遭遇了不少新问题，实施的难度很大：（1）送达找当事人难。当今社会人口流动频繁，当事人住址多有变动，有的经常出差、出外打工，不在住所地；有的工作时间从业于其就职场所，不在住所地，故工作时间在住所地送达往往无人接收；有的单位是“皮包公司”，下落难以查询。这些原因，都导致直接上门送达找到当事人的机率较低。（2）送达地址查找难。随着城市建设的加快，加之旧城改造等因素，城市中的道路名称、门牌号码等都在进行一定的更新，很多当事人登记的住址都是老地址，与更新后的地址无法对应，难以查找。例如深圳市就对一些旧地址进行了重新的编号，原来登记的老地址、老门牌号无处查询，无从送达。（3）送达找签收人难。我国民诉法规定，受送达人不在的，交由其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司法实践当中，真正符合这一主体资格要件又能够实现签收的“同住成年家属”屈指可数，其他同住人员如保姆、非同住亲属、同事等均非合法签收人，结果往往是找到了地址，法律文书却无法成功送达。基于上述原因，直接送达耗费了各级法院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却未能达到相应的效果，加之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突出，直接送达的困境愈发明显。

　　2、留置送达程序繁。

　　由于留置送达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能够直接对无故或借故拒绝签收诉讼文书的被送达人产生送达效果，同时，我国民诉法对留置送达也限定了严格的条件：首先要受送达人拒绝接收诉讼文书；其次必须要有见证人；再次是见证人的身份必须是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最后是留置送达地点仅限受送达人的住所地及从业场所。在实际送达工作中，相关组织或单位代表多不愿到场见证 ，而我国民诉法只规定了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单位代表到场”的义务，却未规定有关基层组织或单位的见证义务，是否到场见证取决于其自觉性，导致了在民事送达行为中，法院职权行为的完成取决于其他机关或单位的行为 ，最终造成留置送达程序繁琐且收效低。

　　3、委托送达效果微。

　　由于目前各地法院普遍存在案多人少的困境，而法律又未对受托法院的送达期限作出任何规定，更没有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这就使得受托法院对于委托送达毫无积极性可言，委托送达的效果甚微。实践当中，往往是委托送达材料寄送之后就如同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即使个别案件能够收到受托法院的有关送达证明，往往也要等到数月之后，对案件审理周期造成了极大的拖延。

　　4、邮寄送达疑惑多。

　　自2005年实施《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以来，以法院专递邮寄送达的方式被各地法院广泛采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送达难”问题。然而，该种送达方式亦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大的缺陷在于送达结果难以确定，容易产生较多疑惑。例如，对外地当事人的送达，速递的回执单往往不能及时回到法院，尤其是寄到香港的邮件，常常是一两个月都没能回来，而邮寄查询结果又不准确，致使法院产生了送达与否的疑惑；法院交邮的应签收人与实际签收人不一致，未能注明代收人与应收件人的关系，或一些邮寄到乡镇的邮件由村委会、居委会代收等，使法院产生了送达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疑惑；不能送达的邮件，“回执联”上仅注明“无人”，法院无法确定是收件人暂时不在还是长期外出或下落不明或“查无此人”，产生了是否适用公告送达的疑惑。

　　5、公告送达时间长。

　　由于以上种种送达方式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导致司法审判实践中，相当一部分案件最终只能通过公告的方式进行送达。然而，我国民诉法对于公告送达亦有严格的规定，选择公告送达的方式无疑使得案件审理期限过长，造成原告“诉累”。公告送达是在其他送达方式不能有效送达的情况下才选择的一种送达方式，“其他送达方式不能有效送达”已经使得案件耗时一、二个月；而民诉法又规定了公告期为60天（涉外案件为6个月），一审案件从立案开始，适用公告送达的，至少要公告二次（包括应诉公告、裁判公告）；也就是说，一个案件单送达程序就要耗时将近6个月（涉外案件则将近14个月）。而且，从实际效果上看，公告送达流于形式，司法实践中经公告送达到庭的当事人寥寥无几，案件多为缺席审理，公告未能起到实际的告知效果，不利于保障被告的抗辩权利。

　　面对民诉法规定的送达方式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也在不断尝试对送达制度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试图通过司法解释来创新民商事案件的送达机制，解决民商事案件送达难的问题。由此，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此为标志，我国民商事案件的送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送达制度较以前有了很大的丰富与完善，其中最具突破性的就是首次明确了送达地址确认书的做法，尝试适用“推定送达”：《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因当事人自己提供的送达地址不明确，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或者当事人拒不提供自己的送达地址而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当事人实际接收的，按下列方式处理：(一)邮寄送达的，以邮件回执上注明的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二)直接送达的，送达人当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情况之日视为送达之日”。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出台了《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确立了“法院专递”的送达方式，并将原本只适用于简易程序的送达地址确认书以及推定送达原则等重要规定扩大适用到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中。诚然，送达地址确认书与推定送达原则的确立以及“法院专递”邮寄送达业务的实行，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商事案件“送达难”的窘境，但却无法从根本上缓解送达难的问题。究其原因，我们认为，民商事案件送达难最主要是由于受送达人首次送达的地址不明确造成的。民事送达是法院的职权行为，但法院的有效送达（主要是指首次送达）必须以双方当事人的地址明确为前提，只有受送达人地址明确时，法院才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送达方式；如果说受送达人的地址是不明确的，那么，所谓的推定送达原则，以及包括“法院专递”在内的其他送达方式均是徒劳，法院最终只能选择费时冗长却毫无实际意义的公告送达。

　　（二）民商事案件送达的改革方向

　　为了解决民商事案件法律文书送达难的问题，各地法院也在进行自下而上的司法改革，在司法实践当中不断创新送达制度，特别是针对那些往往需要公告送达的特定类型案件进行送达制度的改革创新，并已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例如：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向辖区内的各法院下发了《关于审理信用卡纠纷案件的若干指导意见》。上述指导意见的送达部分第1条规定：如信用卡领用合约中明确约定诉讼期间送达地址，并约定受诉法院邮寄到该地址即视为送达的，该约定应属有效，受诉法院应依法根据上述地址进行送达。由于上述指导意见刚刚下发，上海区域内的银行正在针对其信用卡领用合约条款进行修改，目前尚未有在信用卡领用合约中约定诉讼送达地址的案件诉至法院。据我们调研了解，上海地区法院认为，只要信用卡领用合约中的诉讼送达地址条款明确并足以引起申领人注意（例如在文字上加粗加黑），就应认定合法有效；一旦按照该地址进行送达，因当事人自身原因未能收到诉讼文书的，也视为送达，无须再进行公告送达。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于2007年就针对道路交通事故纠纷案件往往因为被告地址不详或地址错误造成送达难这一问题，推出在诉讼之前预先确认送达地址的创新做法：即由法院制作《地址确认书》并交给交警部门，由交警部门在处理交通事故时要求每一位交通事故当事人填写地址确认书并告知不如实提供居住地址或者变更住址后不及时通知的法律后果；一旦日后形成诉讼纠纷，当事人向交警部门确认的地址即被认定为是当事人自行确认的诉讼送达地址，法院在诉讼过程中按照该地址向当事人送达的，即使当事人未能实际收到法律文书，也视为送达，无须再进行公告送达。此外，对于当事人向交警部门申报地址并明确该地址亦作为今后诉讼文书的送达地址的，也视为当事人在诉前已经确认了诉讼送达地址，对该地址的送达亦产生相同的法律效力。据我们调研了解，在实施上述措施以前，南海法院所受理的交通事故纠纷案件多因被告下落不明而需要公告送达，严重影响了案件的审理期限、审理效率等等；而该措施实施几年以来，南海法院所受理的交通事故纠纷案件的有效送达比率超过90%，大大缩短了案件的审理周期，提高了审判效率。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人民法院于2010年就针对金融借款纠纷案件有效送达率很低（仅有20%的案件能通过邮寄送达、直接送达、留置送达的方式送达）这一问题，提出了在借款合同订立过程中增加确认送达地址条款的建议，并率先在长兴县农村合作银行进行试用。一旦日后贷款人违约引发诉讼纠纷，则可按借款人在借款合同中自行确认的地址直接邮寄送达各类法律文件，从而解决该类案件有效送达率低的问题。

　　从以上有关民商事案件送达的运行现状的分析以及目前各地法院对于民商事案件送达的创新做法来看，解决民商事案件送达难问题，关键是在民商事案件首次送达之前（实际上就是民商事案件立案之前）就明确当事人的送达地址，并且赋予对该确定地址的送达具有推定送达的法律效力。因此，我们认为，构建民商事案件的诉前地址确认制度是民商事案件送达改革的重要方向。所谓诉前地址确认制度是指法院根据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前确认的送达地址送达诉讼文书，因受送达人自己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邮寄送达以邮件回执上注明的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直接送达的，送达人当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情况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二 、构建民商事纠纷诉前送达地址确认制度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解决民商事案件送达难的问题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制订于1991年，由于历史客观环境，法律对送达制度的规定相当不完善；之后民事诉讼法虽几经修改，但从修改历程的记录来看，“送达制度”作为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关键制度，远未引起立法者与制度本身地位相称的注意 。立法上的局限性以及司法实践的偏差已经大大限制了民商事案件送达程序的顺利进行，送达难已经成为各地法院审理民商事案件普遍面临的问题。面对民商事案件送达难的问题，各地法院纷纷进行主题调研并出台相应的改革措施；各学者也不断地就送达难问题献言建策，每年以送达为主题的论文层出不穷。不可否认，各个学者的理论探讨以及各地法院的改革创新，对于缓解民商事案件送达难的问题，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过往的理论探讨与改革创新大多囤于固有的法律条文探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商事案件送达难的问题。有鉴于此，解决民商事案件送达难问题的立足点，应当是进行制度创新，寻找其他角度的解决办法，而诉前送达地址确认制度就是一个抛开现有定势思维，寻找新颖角度解决问题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