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双方”）
　　愿鼓励和保护缔约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投资，并为之创造良好的条件，
　　根据相互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原则，为发展两国的经济合作，
　　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在本协定内：
　　一、“投资”一词系指依照接受投资缔约一方的法律和法规在其领土内所投入的各种资产，尤其是：
　　（一）动产和不动产的所有权及与其有关的任何财产权利；
　　（二）在企业和公司中的股份或其他形式的参股；
　　（三）金钱请求权或具有经济价值的行为请求权；
　　（四）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工业产权、商标、公司名称、商品产地名称、商业秘密以及专有技术和工艺流程；
　　（五）依照法律或合同授予的从事经济活动的权利，尤其是勘探和开发自然资源的权利。
　　二、“投资者”一词对缔约任何一方系指：
　　－－根据缔约一方法律和法规永久居住其领土内为其公民的自然人；
　　－－根据缔约一方领土内的现行法律和法规设立的企业和公司；
　　但条件是自然人、企业或公司根据缔约一方法律和法规应有权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进行投资。
　　三、“与投资有关活动”一词包括以从事经营活动为目的而建立公司、企业或其他组织，发挥其职能，维持其活动；签订和执行合同，获取、使用和支配各种财产，包括知识产权；购买、发行和出售股份和其他有价证券。
　　四、“收益”一词系指由投资或与其有关活动所产生的款项，包括利润、股息、利息、资本利得、特许权使用费、技术使用费、管理费及其他酬金。
　　五、“领土”一词系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领土。
　　－－缔约一方按照国际法对其行使主权权利或管辖权并对其自然资源进行勘探、开采、开发、采掘和保护的上述领土的领海外围海域。

　　第二条
　　一、缔约一方应鼓励缔约另一方的投资者在其领土内投资，并依照其法律和法规允许此种投资。
　　二、缔约一方将根据其法律和法规为在其领土内从事与投资有关活动的缔约另一方公民获得签证和工作许可提供协助。

　　第三条
　　一、缔约一方应在其领土内保障缔约另一方投资者的投资和与该投资有关的活动受到公平的待遇和保护。
　　二、本条第一款所述的待遇，应不低于给予任何第三国投资者的投资和与投资有关的活动的待遇。
　　三、本条第一、二款的规定不适用于缔约一方根据下述情况对任何第三国投资者或其投资提供的或将提供的优惠和特权；
　　（一）参加自由贸易区，关税或经济同盟，经济互助组织或者缔约一方向上述组织参加者提供类似优惠和特权的国际协定；
　　（二）关于税收问题的国际协定和其他税收协议；
　　（三）关于贸易问题的协议。

　　第四条
　　一、缔约一方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不得被实行国有化、征收或者对其采取具有类似国有化、征收效果的其他措施（以下简称“征收”），除非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确定的程序，在非歧视性基础上给予补偿时才可采取此种措施。
　　二、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补偿应根据投资在通过或宣布征收决定前一天的实际价值计算。
　　补偿的支付不应无故迟延，补偿应能兑换并自由地从缔约一方领土内汇到缔约另一方领土内。
　　三、缔约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如果由于战争、紧急状态、国内骚乱和其他类似情况而遭受损失，若在其领土内进行投资的缔约一方采取补偿措施或其他有关措施，其给予该投资者的待遇不应低于给予任何第三国投资者的待遇。

　　第五条
　　缔约一方应依照其法律和法规，保证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在履行全部纳税义务后汇出与投资有关的款项，包括：
　　（一）本协定第一条第三款确定的“收益”；
　　（二）投资的全部或部分清算款项；
　　（三）与投资有关的贷款协定的支付；
　　（四）技术援助、技术服务和管理费的支付；
　　（五）缔约另一方公民在缔约前者一方领土内进行与投资有关的工作和服务并依照法律和法规规定的数额所获得的工资和其他酬金。

　　第六条
　　本协定第四条、第五条所述的款项汇出，应依照在其领土内进行投资的缔约一方汇出当日的官方汇率进行。

　　第七条
　　本协定适用于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之后进行的全部投资。

　　第八条
　　一、缔约双方对本协定的解释或适用所产生的争议应尽可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二、如在缔约一方提出争议之日起六个月内通过该方式不能解决争议，根据缔约任何一方的要求，应将争议提交专设仲裁庭。
　　三、仲裁庭由三名仲裁员组成，按下列方式设立：在缔约一方收到缔约另一方关于将争议提交仲裁的书面通知之日起的两个月内缔约每一方应各任命一名仲裁员。该两名仲裁员应在第二名仲裁员任命之日起两个月内推举一名与缔约双方均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国民为第三名仲裁员，并经缔约双方同意担任首席仲裁员。
　　四、如果在收到关于将争议提交仲裁庭的书面通知后四个月内仲裁庭尚未组成，缔约任何一方在无其他约定时，可以提请国际法院院长作出必要的任命。如果国际法院院长是缔约任何一方的公民，或由于其他原因不能履行上述职责，应请国际法院中非缔约任何一方国民的资深法官作出必要的任命。
　　五、仲裁庭应自行制定程序规则。仲裁庭应依据本协定的规定和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作出裁决。
　　六、仲裁庭的裁决以多数票作出。裁决是终局的，对缔约双方具有拘束力。应缔约任何一方的请求，仲裁庭应说明其裁决的理由。
　　七、缔约一方应负担与其任命的仲裁员活动有关的费用及参加仲裁程序代表的费用。与首席仲裁员活动有关的费用及其他费用由缔约双方平均负担。

　　第九条
　　一、缔约一方与缔约另一方投资者之间任何有关征收补偿数额的争议可提交仲裁庭。
　　二、该仲裁庭应按下列方式逐案设立：争议双方应各任命一名仲裁员，该两名仲裁员推举一名与缔约双方均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国民为首席仲裁员。头两名仲裁员应在书面通知争议提交仲裁之日起的两个月内任命，首席仲裁员应在四个月内推选。如在规定的期限内，仲裁庭尚未组成，争议任何一方可提请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主席作出必要的任命。
　　三、仲裁庭应自行制定其程序规则，在此种情况下仲裁庭在制定程序时可以参照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规则。
　　四、仲裁庭的裁决以多数票作出。裁决是终局的，对争议双方具有拘束力。缔约每一方根据各自的法律应对执行仲裁庭裁决承担义务。
　　五、仲裁庭应根据本协定的规定，在其领土内进行投资的缔约一方的法律和法规（包括其冲突规范）以及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作出裁决。
　　六、争议每一方应负担与其任命的仲裁员活动有关的费用及参加仲裁程序代表的费用，与首席仲裁员活动有关的费用及其他费用应由争议双方平均负担。

　　第十条
　　如果缔约一方根据其法律和法规或缔约双方为其成员的国际协定给予缔约另一方投资者的投资或与投资有关的活动的待遇较本协定的规定更为优惠，应从优适用。

　　第十一条
　　一、缔约双方代表可根据需要为下述目的进行会晤：
　　（一）研究本协定的适用问题；
　　（二）就投资的法律问题和进行投资的可能性交换信息；
　　（三）解决因投资引起的争议；
　　（四）研究与投资有关的其他事宜；
　　（五）研究关于本协定可能的修改和补充的建议。
　　二、若缔约一方建议就本条第一款所列的任何事宜进行磋商，缔约另一方应及时作出反应。磋商可轮流在北京和阿拉木图举行。

　　第十二条
　　一、本协定于缔约双方在相互书面通知已完成各自国内法律程序之日后的第三十天开始生效，有效期为五年。
　　二、如缔约一方未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有效期期满前至少一年书面通知缔约另一方终止本协定，本协定将继续有效。
　　三、本协定第一个五年有效期期满后，缔约一方可随时书面通知缔约另一方终止本协定。该通知自缔约另一方收到之日起十二个月后生效。
　　四、第一至第十一条的规定对本协定终止之日前进行的投资应自本协定终止之日起继续有效五年。
　　由各自政府正式授权其签字代表签署本协定，以昭信守。
　　本协定于一九九二年八月十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哈萨克文和俄文写成。所有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如果对协定的解释上出现分歧，以俄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谷　永　江　　　　　　　　　　　　　　　　泰让诺夫
　　　　（签　字）　　　　　　　　　　　　　　（签　　　　字）
理念、体系与规则：合同法域的经济法解读


[本文原载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会《公器》杂志]
(刘显刚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2002级5班010-89707849 xiangangliu@sina.com)


内容摘要：合同法在整个（近代）私法领域中具有重要的核心作用，以经济法的视角来反观合同法之理念、体系与规则，不仅传统的权利话语之局限性得以显见，而且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意义上的私法-社会化的确当性与必然性。
关键词：私权逻辑 权利话语 法律补给 实质正义

引言

合同法（The Law Of Contract）是最具代表性的私法制度之一，也是现代社会之契约规则的主体部分，它在社会经济尤其商事交易中发挥着重要而基础的作用。然而，权利话语的过分膨胀，私权逻辑的内在圈囿，加之近代以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外的社会“公共场域”不断强化的客观情势，已经使得建构在传统权利本位观之上的包括合同法 在内的诸多私法规则面临着日益力不从心的窘境。
尽管20世纪以来受到社会法尤其经济法之相关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合同法也经由对私权主体之社会义务的一般强调及对契约自由原则的适当规制而完成了由传统合同法向现代合同法的嬗变1 ，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即便受到规制，“权利-规则”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私法调节机制的某些固有惰性，权利主体也仍然因为对利益的天然的不可遏止的追求而经常性地进行“效益违约”。有鉴于此，本文拟从经济法视角对合同法之理念、体系与规则进行粗略的全景式的解读与评判，并就经济法诸理念之于合同法域的一般性积极意义予以探讨。

一.神圣的与误读的：合同法理念

理念之谓者，原为理想和信念，但此处的“合同法理念”所意图表达的毋宁是合同法所固有的法律精神与规则诉求（将其外在地表述为“原则”可能更为确当）。合同法作为私法，除了具有一般私法的普遍性的理念（诸如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等等）以外，亦有其特殊的“规则诉求与法律精神”，主要是契约自由及由之而引发出的契约神圣与契约相对性等理念。下面笔者将主要围绕契约自由理念在近代和现代的私法中的不同遭际来对合同法理念进行经济法学意义上的评析。
思想层面的契约自由早在罗马法时期就已萌芽，但将其作为契约 规则的一种原则性理念则是近代私法所确立的，而且也只有在近代私法中，契约自由才第一次具有了如此完备的逻辑体系和规则设计，受到私权主体隆重而特别的强调并发挥出巨大的促进商事交易的积极作用2 。作为近代合同法的基础性的理念（尽管不是全部），契约自由的确切涵义是：契约关系之当事人依法有权自主决定契约之缔结、相对人之选择、契约内容与形式之选择及契约变更或解除之选择等，其衍生出的附属理念包括契约神圣与契约相对性等3 。
在近代合同法中，尽管对契约自由理念的表述中有“依法”的字样——表明相关的法律仍然是当事人自由地为契约行为的前置性条件——但是回归到历史中，在近代合同法大行其道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契约自由几近“被视为神明”，从法律规制到学理研究再到私法实践，都在相当程度上对这一理念存在着显而易见的“误读”：无论是立法者、法学家还是普通的私权主体，人们似乎更注重于对绝对自由契约行为的推崇，而较少地考虑甚至忽视了对私权契约行为基于商业伦理和公共利益考虑的合理限制。
二十世纪以来，伴随着社会本位意识的增强和社会立法（尤其经济立法）的发展，因应社会“公共场域”不断扩大的客观情势，各国普遍通过立法对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传统私法规则给予了适当的调整，合同法亦由“传统”而过渡到了“现代”。作为原则性理念的契约自由尽管仍然存在，但其内容已经因为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国家经济干预理论以及社会本位、实质正义、义务先定等经济法理念的外在冲击而发生了明显的调整，突出表现为：在保留其基本精神和价值诉求的同时更为关注契约行为的社会效果及契约的实质正义问题 ，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强制性合同的出现 。而以消费者权益保障法为代表的系列经济法规范的出台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契约自由的适用范围进行了限制，如法国1978年1月10日78-23号法律第35条规定，“有关合同的价格及其付款方式、标的物质量及其交付方式、风险负担、违约责任以及保证责任的范围、合同的发行条件、合同的撤销、变更以及解除等条款中，凡属于违背法律的特别规定，基本滥用经济权利而强加给消费者的，或者给予滥用一方以不正当经济利益的，均因滥用权利而归于无效。” 除此之外，格式合同、附从合同的大行其道及国家为保证格式合同等在实质意义上的契约正义而进行的强制性介入也是纯粹契约自由原则受到调整的具体体现。
以经济法视角来反照合同法理念的近现代嬗变，不难看出，建构在个人主义和权利本位之上的传统合同法理念在近代曾经被赋予事实上是误读了的神圣光环，纵然这种误读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社会本位观指导下的相关规则的“修正”——这种被修正了的理念-规则因其本质上权利逻辑的底蕴而仍未完全消除私法规则的某些内在的惰性 。在法治多元的今天，我们可以期待，社会法尤其经济法的理念与实体规则将会为这种惰性的有效克服提供有效的和持续的外部法律机制的补给。

二.逻辑的与形式的：合同法体系

合同法体系，是指合同法构成规则的有机整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结构意义上的由总则与分则构成的法律文本体系（从部门法学角度则可以表达为由合同法学总论与分论构成的学理体系）；二是逻辑意义上的实体规则体系，包括：契约行为之指导原则，契约之订立、变更、转让，契约之成立与生效，契约之解释，契约之履行，违约及其法律救济等。下文论述中所涉及到的“合同法体系”，仅为逻辑意义上的实体规则体系。
从其体系的构成来看（这里以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为例），合同法在逻辑上的确较为圆满地对契约行为的不同阶段、不同样态和不同结果均给予了法律的关怀和规制 。但是，一如笔者在本节标题中所表达的，逻辑的周全并不代表规制的圆满，权利-规则对应然状态的细致而充分的描述所凸显出的仅仅是对形式正义的过分热情的关注，更何况这种关注还仅仅停留在应然的话语表达上。
合同法具有近代私法共有的“只看是否是人，不看是什么人”的抽象的和形式的传统，尽管这一传统的“势力”因为20世纪以来具体人格和契约正义受到的渐多的重视而有所收敛。这里，经济法理念（尤其是实质正义观）之于合同法体系的科学建构的意义已经显而易见——它可以较为有效地防止合同法规则形式主义的任何倾向 。

三.技术的与逼仄的：合同法规则

如果说理念和体系上的之于合同法的经济法解读其视角都较为宏观或至少是中观的话，本节所试图进行的努力——从其技术性的规则入手——则是微观意义上的。
规则的技术性是近现代立法中的一个显著的且不断有所强化的特征，合同法亦然。但是，无论怎样强调或有意识地进行努力，技术化的规则都不能完全避免一种法域规范的内在的保守（或曰狭隘）性。对于合同法来说，尽管其技术化的程度在不断提高（并且这种提高还有着现代合同法逐渐成型的背景），但是，一如前述，由于其本质上仍属于权利-规则，因而就不可避免地会在调节和规范机制上具有权利-规则在调节机理上的某些固有的惰性（狭隘性）。
为了表明这一论断并非危言耸听，以下的这一例证是必要的：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0条这样规定：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这一规定应用的是民法上表见代理的相关原理，说其法理明确、逻辑清晰当不为过。然而，即使从逻辑上对这一规定进行推演，我们仍然可以看出，我们的合同法对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超越权限订立合同的行为其规制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实践中，某些国有或集体企业负责人恶意勾结他人为越权合同行为而“成功移转”企业财产的事情的频繁发生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
同样是规范社会经济的运行，经济法的调节机制却与合同法迥异——不仅没有合同法机制的某些软弱性和滞后性，而且相对而言还更为有效和迅捷。
同样是上面这个例子，用经济法来规制可能就是另一种样子：国家通过专门性的经济法规来规范所谓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对内对外行为；针对企业负责人恶意勾结他人为越权合同行为而移转企业财产，国家可以以专门规定明示企业负责人及相对方在此类活动中的严格责任，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此类事情的发生概率。
另外像供电、水、热合同等特殊合同关系的规制如果能够适当运用经济法律规范则可能会比单纯依凭调节平等主体交易行为的合同法律规范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结语

合同法是调整交易关系、维护交易秩序的法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规则。从经济法视角对合同法之理念、体系与规则进行全景式的解读与评判——选题的大而无当注定了本文的写作过程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学术历险4 ——希望这种努力能够为合同法的正确解读及经济法机制之于合同法域的一般性积极意义的探究有所助益。


参考书目：崔建远主编《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
[德] 罗波特-霍恩、海因-科茨、汉斯-G-莱塞：《德国民商法导论》，楚建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
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