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办理外商投资项目《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认书》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外资[2006]31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省会地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经委（经贸委）：
自《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实施以来，我国投资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外商投资项目管理相应进行了改革。为适应投资体制改革的变化，进一步明确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认书》（以下简称项目确认书）办理的具体要求，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国发[1997]37号）、《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外商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22号）等文件精神，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总的原则
（一）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国发[1997]37号）精神，对符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鼓励类和《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并转让技术的外商投资项目，在投资总额内进口的自用设备及按照合同随设备进口的技术、配套件、备件，除《外商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所列商品外，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二）投资总额3000万美元及以上的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具项目确认书； 投资总额3000万美元以下的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由省级(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经委）出具项目确认书。具体范围包括：
1、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等外商投资的项目；
2、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通过增加外方注册资本扩大项目投资总额的增资项目。
（三）按照《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精神，国家试点企业集团、国家计划单列企业集团不再承担外资项目的核准职能，也不再办理国家鼓励发展的外资项目进口设备免税确认事项，其免税确认书按前项规定改由国家或省级发展改革委（经委）办理。
（四）项目单位凭我委或省级发展改革委（经委）出具的项目确认书及其他相关文件，到项目所在地直属海关办理进口免税手续。海关根据上述文件并对照《外商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在用汇额度内对项目进口设备进行审核，并按规定办理免税手续。
二、关于限额以上项目确认书的办理
（一）投资总额3000万美元及以上的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由省级发展改革委向我委提出书面申请（国家试点企业集团、国家计划单列企业集团可直接向我委提出申请），并附以下材料：
1、项目核准文件的复印件；
2、加盖省级发展改革委和项目单位印章的项目进口设备清单一式五份（见附件二）；
3、包括进口设备清单的项目申请报告一份；
4、其他需要说明或提供的材料。
（二）省级发展改革委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书面申请之前，应对项目单位、项目投资总额、项目用汇额、项目执行年限、项目进口设备清单、项目适用产业政策条目等进行初审，并在书面申请中明确初审意见。
（三）国家发展改革委对于省级发展改革委提出的书面申请进行审核。对于符合以下条件的项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在10个工作日内出具项目确认书一式四份，并附加盖印章的进口设备清单：
1、项目属于外商投资产业政策鼓励类；
2、项目核准符合投资体制改革相关配套文件规定；
3、申请内容符合项目核准文件要求；
4、项目符合其它外商投资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四）项目进口设备清单原则上应与项目确认书同时出具。对于项目建设时间长、进口设备规模大、在办理项目确认书时无法确定全部进口设备清单的部分项目，可以采用一次确认项目、分批确认进口设备清单的方式，由省级发展改革委提出书面申请，国家发展改革委在项目每批进口设备清单上盖章予以确认，但是每年一般不得超过两批。
三、关于限额以上项目确认书的变更
（一）我委已经出具的项目确认书，在项目执行中确需变更项目单位、投资总额、用汇额、执行年限、设备清单等主要事项的，需由省级发展改革委对变更内容及原因初审后，向我委提出变更申请，并附以下材料：
1、已出具的项目确认书复印件；
2、调整事项的前后对比表及有关说明材料。
（二）我委审核同意后，出具书面项目确认书变更证明。
四、关于限额以下项目确认书的办理
（一）投资总额3000万美元以下的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由省级发展改革委参照本通知制定项目确认书办理的具体办法。省级发展改革委（经委）出具的项目确认书，应于1个月内向我委备案。
（二）各省级发展改革委（经委）要严格执行有关规定，不得下放和违规出具项目确认书，不得有意拆分项目，不得通过增资形式变相拆分项目，也不得随意扩大鼓励类条目的适用范围。
（三）我委将加强对限额以下项目确认书办理工作的监督和指导，对于未经备案或者不符合政策规定、违规出具的项目确认书，将责令出具单位纠正或撤销；对于情节严重的，将暂停其出具项目确认书资格，并会同海关总署通知有关海关暂停办理相关进口免税手续。
五、其他
（一）本通知中的“项目投资总额”是指项目核准文件所核准的项目投资总额或增资额；
“项目用汇额”为项目核准文件所核准的项目自身建设进口设备、技术和零部件而使用的外汇总额度；
“项目执行年限”为项目建设的起止年限，而不是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期限；
“项目进口设备清单”为经核准的项目申请报告所列明的全部进口设备，包括设备名称、规格型号、台套数、单价和总价等。
（二）项目确认书的出具采用统一格式（见附件一），具体填写方法见《海关总署关于执行进口免税优惠政策的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认书填写规范的通知》（署税[1998]197号），但项目执行年限按本通知要求填写。
（三）项目确认书应于项目申请报告核准之后、项目进口设备之前办理和出具。项目单位在进口设备之前，凭项目确认书和其他相关文件到项目所在地直属海关办理减免税备案、审批手续。
（四）对于既涉及鼓励类，也涉及允许类或限制类建设内容的同一个项目，其项目确认书所附进口设备清单应只包括用于鼓励类建设内容的设备，用于允许类和限制类建设内容的进口设备不得列入。
（五）对于现有外商投资企业未增加外方注册资本而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有关进口设备免税确认工作暂按现行有关规定执行。
（六）本通知自2006年3月1日起执行，具体免税事宜由我委外资司负责。对于执行中出现的问题，请及时与我委外资司联系。


附件：一、《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认书》（格式）
　二、《项目进口设备清单》（格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二○○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拆迁纠纷案件中举证责任倒置原则适用浅析
吴晓梅

　　　所谓拆迁纠纷，是指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的民事纠纷，主要包括拆迁补偿安置纠纷和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纠纷。前者是指拆迁当事人对补偿形式、补偿金额、安置房面积、安置地点、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经协商达不成一致而产生的民事争议。后者是指在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签定后，因当事人一方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协议而产生的纠纷。随着我国城市市政建设、旧城区改造以及房地产市场的不断发展，这类纠纷日益增多。在拆迁纠纷引起的案件中，由于主体的形式平等性和主体对该法律关系内容的协商一致性，决定了该类纠纷具有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因此在审判实践中，对该类纠纷多适用民事案件的举证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但事实证明，在拆迁纠纷案件中适用平等的举证原则，不利充分保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因为拆迁纠纷案件作为民事案件，有其本身的特殊性。本文试从举证责任的实质及当前拆迁纠纷案件举证责任分配的现状入手，对我国在拆迁纠纷案件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问题作一初步探索。
一、举证责任的实质及拆迁纠纷案件中举证责任分配的现状
　　举证责任是特定的诉讼当事人依法律规定对一定的待证事实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法律设置举证责任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在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法院应当如何作出裁判的问题，即解决这种真伪不明状态引起的不利诉讼结果的归属问题。举证责任的实质是法律预先设定的一种法律后果，即当一定事实是否存在难于查明而法院又需作出裁判的情况下，依法推定由承担举证责任一方承担败诉后果的法律制度。举证责任的设定本身就体现着一种法律价值的选择，表现为在特定情况下对特定的当事人一方给予更充分的保护。
　　城市房屋拆迁，事关国家及千万城镇居民的切身利益，制约着城市经济的发展，甚为各界关注。但迄今为止，国务院1991年发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是我国唯一的规范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问题的全国性法规。该法规适应计划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带有较重的计划体制色彩。在上海，从1991年开始，市政府相继颁布了《上海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细则》、《上海市危棚简屋改造地块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试行办法》等一系列行政规章，对规范上海的城市房屋拆迁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总体上看，目前在审判实践中适用的房屋拆迁行政法规、规章效力层次较低，政策性强、内容上偏重实体权利的规定。有关程序方面的规定甚少，对举证责任分配问题更是未曾涉及。
　　实践中，通行的做法是将拆迁纠纷视为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因利益冲突而引发的民事纠纷，在司法程序上适用民事诉讼法，在举证责任上采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拆迁纠纷案件是现代化城市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我国特有的民事案件，它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首先，引起拆迁补偿安置法律关系的是房屋拆迁主管部门批准拆迁和发布拆迁公告，这一行为本身代表着国家意志，被拆迁人对此并无选择的自由。其次，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作为拆迁纠纷法律的主体，也是依行政法规、规章确定的，当事人之间并无选择的自由。再次、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之间表面上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但这种平等只是形式上的，并非实质上的平等。因此，在拆迁纠纷案件中适用平等举证原则并不公平，不能充分保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
二、拆迁纠纷案件中举证责任倒置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在拆迁纠纷案件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有以下根据。其一这是由拆迁纠纷案件自身的特征决定的。首先是主体事实上的不平等性。拆迁纠纷中，拆迁人多是具有相当经济实力、拥有专业知识和相关经验的组织，被拆迁人则往往是缺乏专业知识、缺乏组织的能力微弱的个体。且在实践中，从协议的订立到履行，基本上由拆迁人进行操作，合同条款也是由拆迁人格式合同形式提出，被拆迁人地位被动并无太大的选择余地，往往出现拆迁人为求效率违规操作现象。如有的拆迁人在拆迁过程中对被拆迁人采取一哄二骗三吓唬等手段迫使被拆迁人拆迁；有的拆迁人在协商过程中对被拆迁人许下种种口头承诺，在之后引起的纠纷中又一口否认；有的拆迁人在被拆迁人交付私房征求意见书时不出具收据，在纠纷涉讼时则以未收到为由使被拆迁人丧失保产权利；有的拆迁人以章在单位事后加盖为由签协议时不与被拆迁人同时盖章并将协议全部拿走而不将协议书原件甚至复印件交付被拆迁人，便利其事后添加内容；有的拆迁人甚至以一条龙服务为由要求被拆迁人将私章交付拆迁人处使纠纷涉讼时协议真假难辩。似此种种，不胜枚举。因此二者在订立及履行协议的过程中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其次是加害对象的广泛性。传统民事案件，相对方都是特定的、个别的，比较单纯直接。而在拆迁纠纷案件中，被拆迁人往往是一个人数众多、有着共同利益但又缺乏组织性的群体。因此作为加害对象一方，他们是不特定的、广泛而又复杂的。特别是1992年以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房地产业迅速崛起，旧城改造速度大大加快，这一群体还有日益扩张的趋势。此外，拆迁纠纷还因其涉及的对象是关系市民身家性命的房产而在严重性上不同于其他民事纠纷。最后是大量侵害行为的隐蔽性和合法性。由于拆迁法规、规章效力层次不一，数量庞杂，变动性较大，一般市民很难对其有一个全面的理解和把握。在订立协议时，被拆迁人往往只能依据拆迁人出具的法规或提供的意见。实践中还存在拆迁人的种种违规操作。这些一经合同签字盖章成立生效即具有隐蔽性和合法性。在之后引起的拆迁纠纷案件中被拆迁人因专业知识的缺乏和力量的单薄往往难以对此举证。其二，举证责任倒置能更好地体现拆迁法规的立法精神。我国的拆迁安置制度是住房福利化的产物，因此拆迁安置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福利性的色彩。可以说拆迁安置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种体现，它对改善人民居住条件起到了积极作用。如《上海市危棚简屋改造地块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试行办法》第五条规定：“被拆除房屋的建筑面积人均不足10平方米，按照人均10平方米计算。”第七条规定：“被拆迁人户中有领取独生子女证的独生子女的，可以在按照本办法第五条和第六条规定的计算标准进行安置以外，再增加建筑面积10平方米，但独生子女已经结婚的除外。”拆迁安置的福利性特征决定了拆迁法规必然注重对被拆迁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在拆迁纠纷案件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有利于更充分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能促使拆迁人更好地依法订立和履行合同。这与拆迁法规的立法精神是不谋而合的。
　　在拆迁纠纷的民事案件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有其实施的客观基础，因为民事案件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在我国已有先例可循。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倒置的民法理论基础在于无过错责任。它始于1904年颁布的《德国民法典》。起因在于，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人们发现在诸如产品质量、环境污染等领域的民事纠纷中，由于当事人双方地位的差异、拥有专业知识和技术力量的悬殊，要求当事人负担平等举证责任对处于劣势的社会公众一方是极不公平的。因此在这些领域适用举证责任倒置以强化对弱者的保护。我国在吸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也通过立法明确确立了无过错责任。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即规定了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6种侵权诉讼：因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高度危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及有关法律规定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此外，在我国产品质量法中也确立了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在特殊领域的民事纠纷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经立法确立后，审判实践中已适用数年，无论是当事人还是审判人员对其都有了足够的认识和积累，这为在拆迁纠纷案件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提供了客观可能性。
　　三、拆迁纠纷案件中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的具体适用
　　在拆迁纠纷案件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并不意味着将举证责任全部推向被告一方，要求被告承担终极的举证责任。笔者认为举证责任倒置的内容是指拆迁人就被拆迁人所起诉或在诉讼过程中提出的拆迁人的违法操作或造成损害己方是否具有过错而依法承担的最初一轮的举证责任。主要表现是：其一，被拆迁人须为自己的诉讼请求提供使其能够成立的必要证据。如：被拆迁人须证明权利受损害事实的存在，证明权利受损程度如何以及拆迁人在拆迁过程中存在违法操作可能给自己造成的损害。被拆迁人无须证明拆迁人的违法操作必然给自己造成损害或导致协议无效。此时举证责任转移给拆迁人，拆迁人须举证自己并无过错或损害系由原告或第三人的行为所致，否则将承担败诉的后果。其二，将拆迁人举证证明了自己无过错、操作不违法或损害系由原告或第三人的行为所致，则举证责任将又转移给原告，此时原告不能主张举证责任倒置而免除自己的举证义务。因为法律规定倒置的是拆迁人就其是否有过错而承担的起始轮的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涉及的是双方当事人之间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并不意味着法官不能在当事人所举的证据以外主动收集证据。当事人举证与法院查证之间并不矛盾。它们都是查清事实正确裁判的基础。尤其在当前情况下，当事人囿于知识、财力、信息等方面原因，举证能力有限，对有些证据如涉及国家秘密、人事档案、行政执法部门卷宗材料等无权收集，因此法院查证还是十分必要的。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发布的《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一款即明确了法院查证的范围。包括：1?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并已提出调取证据的申请和证据线索的；2?应当由人民法院勘验或者委托鉴定的；3?当事人双方提出的影响查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材料相互矛盾，经过庭审质证无法认定其效力的；4?人民法院认为需要自行调查收集的其他证据。其第二款则明确了后果承担，即仍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这一规定将民事诉讼中法院查证与当事人举证相衔接，使诉讼主体各方的举证责任以及后果负担更为明确。
　　综上所述，在拆迁纠纷案件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符合法律保护弱者的精神，能更好地体现社会正义。在现阶段既有必要性又有相应的客观基础。另外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的适用中，应注意既要充分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又要避免侵害拆迁人的合法权益；既要充分调动当事人举证的积极性，又要发挥法官调查取证的主观能动性。
　　
　　(作者单位：上海市南市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