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圈资运动”引发中国“商人盛世”

李华振 武奎元


本文原载全国工商联合总会刊物《中国商人》2004年2、3期合刊




就在不久前，金融大鳄索罗斯以其独特的眼光和商海经历，对西方商界做了一个不乐观的断言：“盛宴早已结束，而人们仍在跳舞。”但在东方，对于肩负着“新市场经济”兴衰成败之重任的中国商人阶层来说，由于“新圈资运动”的施行，精彩的盛宴才开席，诱人的舞曲刚刚响起，中国的“商人盛世”之伟大时代即将开元……
经济遭遇瓶颈，中国急需新圈资运动
中国市场经济遭遇了瓶颈！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早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日、韩、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灾情严重，但中国经济咬牙保持住了坚挺。乐观的国际观察家预言中国经济将在21世纪初继续高速增长，一切似乎都将继续阳光灿烂下去。但进入21世纪以来的3年里，中国市场经济突然“状态不佳”起来，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上市公司的“集体地震”，丑闻不断、败绩连连；二是国有企业的“批量滑坡”，短期明显好转的可能不大。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是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的最重要主体，前者是“排头兵”，后者是“主力军”。但现状却是：“排头兵”的头抬不起来了，成了“缩头兵”；“主力军“的队伍不武了，成了“病力军”。
中国这次市场经济瓶颈的根本“症状”是公司治理结构出了问题，而在这个“症状（标）”的背后，其“病因（本）”则是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不够发达完善，以中产群体为核心的商人阶层的力量不够强大。
由于中国目前的绝大部分上市公司是从原来的国有企业改制而来，所以，上述两方面的问题实际上都可以归结于一点，即几十年的国有企业传统之固疾仍然没能得到完善的解决。由于国家本身并不是一个生命体，它无法像“自然人”那样去监管自己的财产。因此，“国家所有权”最终还要由具体的某个（些）人去行使。这样就产生了“国有企业双重代理风险”，即：经营者代理进行企业经营，会产生“经营者代理风险”；主管部门及官员代理行使国家所有权，会产生“所有者代理风险”。
科斯定理能合理地解释当前中国市场经济的瓶颈现象。在中国目前的国有企业和大多数上市公司里，不仅经理是“被雇佣者”，连本应由所有者担当的董事、监事也绝大多数是“不具有所有人身份的被雇佣者”！他们都被国家雇佣——且不同于西方的“市场化雇佣”，而是一种掺杂了浓厚的非市场化因素的“特权式雇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目标并不完全与公司、所有者（即国家）的目标一致，他们的行为价值取向有时候与公司及所有者的利益产生冲突、甚至完全背道而驰。对于他们而言，公司及所有者的利益只不过是一种“外部性因素”，并没有“内部化”为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在“经济人理性”之观念下，董事、监事、经理就会利用各种法律的、产权的、管理的、监督的空档，来谋求私利的最大化。
明白了中国这次经济瓶颈的成因，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克服这次经济瓶颈？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近代西方的市场经济发展史。史学家指出，近代西方经济文明的孵化器是当年的“圈地运动”，当时，新兴的生产力急需以某种方式来迅速进行资本积聚，因为只有比较集中的规模化的资本才能完成市场经济所必须的大工业生产，靠分散的资金根本难以担当这一重任。“圈地运动”就是应当时的历史大势而生的，是克服当时英国市场经济瓶颈的必须之举。虽然它在我们的传统历史教课书中被描绘为“吃人的圈地运动”，但就象《英雄》中的那句哲言所说“一个人的痛苦放到天下去看，就不再是痛苦”，任何一个高级文明在起步时都可能并不如我们今天想象的完美。
历史已经证明，人类社会要想以更快的、更常态的速度向前发展，必须走市场经济之路，而市场经济必须要求合理的社会分层和财富分化。中国目前所缺的就是这一点。所以，当我们打开电视，在珠三角和江浙地区的电视频道里看到“发挥带头作用，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做出贡献”的公益广告时，不必再感到丝毫的惊诧和不解。
不管是从历史经验上看还是从现实需要上看，中国的市场经济要想克服这次瓶颈、继续以更快更健康的速度向前发展，必须进行一场类似于“圈地运动”的“圈资运动”，促进合理的社会分层和财富分化。（注意：本文所讨论的“圈地运动”和“圈资运动”都是从经济的角度而言的，是一个学术意义上的概念，不含褒贬之主观评价色彩。这主要是一个经济规则，与人们通常所说的“骗钱、套利”不是同一个范畴。）
就象当年英国的“圈地运动”一样，“土地”和“国企”都是一种具有市场价值的经济要素，能用金钱来衡量。正如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所指出的，大量的国有企业资源通过经济及法律上的技巧性操作转移到商人阶层手中，实质上与大片大片的土地集中到商人阶层手中一样，都是为市场经济扫清路障。市场经济要求“圈土地”还是“圈企业”，这是由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所决定的，当时英国市场经济的瓶颈主要是缺乏最基本的大工业生产要素（即土地），所以它就只能是圈“地”运动，想圈其它的更高级的生产要素也不可能，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其它更高级的生产要素。
中国目前市场经济的瓶颈不再是土地（至少不主要是土地），也不是企业，因为国企的数量并不少，而是缺乏民营企业和商人阶层，所以，中国目前的“圈资运动”只能是圈“企业（国企）”，而不是圈“土地”。与“圈地运动”相比，“圈资运动”是一种更高级的形式。
新圈资运动引发中国的“商人盛世”
关于商人，在古代的自然经济里，被贬为“无商不JIAN（奸）”；但自从进入市场经济以来，它已经变成了“无商不JIAN（坚）”——现代社会如果缺了商人，就难以坚实长久，最有力的例证是前苏联，它虽然曾与美国一样成为世界超级强国，但由于它实行的并不是市场经济，商人阶层几乎不存在，所以，到头来，它无法象美国一样“因商而坚”，未到百年，就已经隐入了黑皮史书里。
如上文所析，中国要想培育出强大的商人阶层，必须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进行“新圈资运动”。但中国今天的情况与英国圈地运动时的社会环境有了极大不同：英国当时进行圈地运动可以牺牲社会中下层的利益，但中国现在处于“人权时代”，尤其是社会主义之理念更不允许出现类似英国圈地运动时的“血腥的资本原始积聚”。那么，中国该选择何种更文明、更有效的方式来完成“新圈资运动”？
基于这种考虑，“对国企进行MBO改革”就成了一种比较理想的方式。MBO的英文是Management Buy-outs，中译“经理层收购”或“管理者收购”，是指管理者（层）用本企业的资产作担保来进行融资，再用融来的资金收购本企业的股份或分支机构，从而达到控股或参股本企业之目的，使管理者由雇员变为所有者。在西方，它是一种资本运作方法，曾在西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中发挥重要用用。例如英国，1979年撒切尔夫人执政后，大力推行“国企私有化改造”（即民有化，与国有化相对应），曾借助于MBO方式来进行。
MBO的确能治国企之病，是实施产权制度改革的一个良方，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途径。它最大的贡献在于两点：
第一是使国企经营者由“纯粹的代理人（打工者）”变成了所有者，实现了国企的虚拟私有化改革。MBO之后，经营者拥有了企业股份，企业的利益对他们而言，不再是纯粹的外部性因素，已经成了内部化因素。这就会促使他们以“关心自己切身利益”的心态来积极维护企业利益，在很大程度上能避免“经营者代理风险”。
第二是巧妙解决了经营者自有资金不足的难题。过去，我们在实行“高级人才持股计划”、“经理股票期权计划”等改革措施时，遇到的最大难题是经营者缺乏足够的资金来购买企业股份。这导致许多改革措施无法执行，因而收效甚微。现在，MBO巧妙解决了这一难题：它允许经营者用本企业的资产作担保来进行融资，再用融来的资金收购本企业股份。
正因如此，MBO一出现，就深受业界欢迎，被誉为“治疗国企之病的实用良方”，它使国企的“民有化改造”由空想变为实践。
“商人盛世”推动新市场经济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正式挂牌，财政部负责有资产管理事务的国有资产评估处业已撤消，其有关职能移交给新成立的国资委。至此，财政部不再直接管理国有资产，为“国家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进一步改革做好了预热和铺垫。与此同时，《国有资产法》的起草工作也已接近尾声，提交全国人大审议。这一切都预示着目前近10万亿的国有资产将面临一场新的变革。
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出现更大规模的“商人阶层”就成为必然之势。商人阶层将会大大推动中国的市场经济进程，即“新市场经济时代”。
何为“新市场经济”？它是与“老市场经济”（即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建立在严格私有化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相对而言的。“老市场经济”认为一国要走市场经济之路，必须先进行完全的、彻底的、实在的私有化改造，否则，将无法建成市场经济。所以，当中国决定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此前称为商品经济）”时，国际评论预言中国要么步前苏前东欧后尘，要么根本建不成市场经济。因为在西方的产权经济学家看来，市场经济发祥于以鲜明的“产权私有化”为特征的西方，它的“基因”就是私有制，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二者无法嫁接成功。
但中国的经济实践打破了以上断言。中国经济奇迹成为继日本经济奇迹、亚洲四小龙经济奇迹之后的亚洲、甚至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亮点。有外电评论说，1921—1949年，把原本不十分适于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改造成了“中国特色的马主义（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复兴的第一次创举。（注：外电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不十分适于中国”，是指当时的中国几乎不具备起码的工人阶级力量。）而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则把原本不十分适于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改造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中国复兴的第二次创举。
在看到中国“新市场经济”取得初步成功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更清醒地认识到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新市场经济目前面临着“瓶颈”的考验。许多人不明白：既然中国的新市场经济有其合理性和生命力，为什么目前还遭遇“瓶颈”？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教授指出，这是因为中国新市场经济是介于“两端”之间的一种“综合平衡体”，这两端就是：A端为严格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国有制，B端为严格意义上的老市场经济私有制。中国的新市场经济是从A端出发的，当它从A端出发之后，生产力开始摆脱严格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国有制的束缚，打个形象的比喻，它就象一个被围困被压抑已久的大河，一旦开闸，立即就把蓄积多年的能量和潜力发挥了出来，奔腾向前，蔚为壮观，这就出现了20多年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之奇迹。但当这条大河往前奔流了20多年后，原来的潜能已经用尽，就面临着河床堵塞、河堤泄水等等新问题，此时应该分析这些新问题、采取新对策，而不能再死守旧经验，固执地认为新市场经济可以一劳永逸、一直向前、一往奔腾。新市场经济也要不断地完善，才能长葆其“新”和“健”。
如果把传统的计划经济下的国有视为一种“典型国有”，那么，中国现在的国有则可以相应地称之为“后国有时代”。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像“大工业时代与后工业时代”、“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一样，既前后脉承、又有显著不同。现在正热炒的国企MBO改革，实际上并不是独立的经济现象，只不过是整个“新圈资运动”进程中的一个环节、一种方法、一条途径。“新圈资运动”的成功，将把中国的“后国有时代”进一步推向高潮。由此所产生的更强大的商人阶层，将有力地推动中国新市场经济克服目前的瓶颈，继续向前发展。








作者简介：
李华振，河南人，祖籍安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生部，财经作家，2003年度“十大智业人物”之一，在国家级经济类杂志上发表文章280余篇，并多次被人大报刊资料中心转载，见于北京社科院学报《北京社会科学》（季刊）、《人民日报之中国经济快讯（理论版）》、新华社《经济世界》、《中国经贸》、《中国商界》、《政策与管理》、《经济导刊》、《财经报道》、《企业研究》等刊。
曾任多家集团公司、上市公司的战略企划中心总经理，被多家杂志以“封面人物”进行报道。现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上，在我国著名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教授主持的国务院司法部“中国公司治理结构课题研究”、“中国国有企业问题专项研究”等课题组中从事研究工作。
作者联系方式：lhzlwh@yahoo.com.cn 或 lhzlwh@21cn.com.cn
湖北省人民政府


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与省人大、省政协工作联系的若干规定

鄂政发〔2004〕10号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加强省政府与省人大、省政协工作联系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按照宪法、地方组织法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有关规定,根据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大、政协工作的若干意见,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也是依法治省、依法行政的迫切需要。省政府作为省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应对省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自觉接受其监督。

　　第三条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充分保证人民政协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作用,有利于改进政府工作,完善政府民主科学决策机制,健全政府民主监督体系。

　　第四条　加强省政府与省人大、省政协的工作联系,是加快依法治省进程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保障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努力实现我省经济和社会发展走在中西部前列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条　加强省政府与省人大、省政协的工作联系,应坚持党的领导,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始终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

二、配合省人大常委会做好地方立法工作

　　第六条　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在省人大常委会的指导下积极配合省人大常委会及省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和立法工作机构做好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起草、协调、论证、征求意见工作。要听取法律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的意见,坚持从全局利益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正确处理规范行政权力与维护公民权益的关系,依法设置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注意防止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利益倾向,努力提高法规草案的质量。

　　第七条　省政府在制定规章立法规划及规章年度立法计划时,应同时征求地方性法规立法规划及年度立法计划建议。

　　省政府法制办在广泛征求有关部门及社会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应将有关意见汇总,向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机构提出地方性法规立法规划及年度立法计划建议,并附立法依据及主要内容等。

　　地方性法规年度立法计划制定以后,省政府办公厅应会同省人大有关工作机构及时召开立法工作会议,省政府负责人应对立法工作提出要求,责成有关部门按时完成立法任务。

　　第八条　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认真组织实施省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立法规划及年度立法计划,认真做好起草、论证和征求意见的工作。

　　第九条　省政府法制办在有关部门起草地方性法规草案的基础上,应广泛征求意见,包括征求省人大代表中的法律专家、法律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及相关行业代表的意见,认真协调修改,并将法规草案修改稿和起草说明送请省政府相关领导审核。省政府办公厅应及时安排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审议通过后,由省长签署,以省政府议案形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第十条　省政府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立法议案及法规草案,省政府办公厅应在省人大常委会会议举行15日前报送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保证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有必要的审阅时间。

　　第十一条　在省人大专门委员会审议修改地方性法规草案时,法规草案的起草单位应详细报告起草工作情况。

　　第十二条　在省人大常委会会议期间,省政府负责人或省政府委托有关部门负责人应按要求列席会议,并就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起草情况向省人大常委会议作说明。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法规草案时,省政府有关部门应派人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第十三条　因特殊情况,当年不能完成立法计划项目的,省政府法制办应及时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原因。

　　第十四条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长阳、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起草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草案,在提交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前,应由有关地方人民政府报省人民政府审查。

　　第十五条　地方性法规公布实施后,对法规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或法规实施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对有关问题作明确解释的,省政府可以向省人大常委会提出法规解释的建议。

三、建立重要工作报告、通报及协商制度

　　第十六条　省政府的重要工作应及时向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向省政协通报并协商。

　　第十七条　省政府负责人及省政府组成部门负责人应依法按规定列席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会议、省政协全会,适时参加省政协常委会议,并听取意见。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省政协全会期间,省政府负责人及省政府组成部门负责人必须按时到会,并参加分组讨论,虚心听取代表和委员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第十八条　省政府召开全体会议或有关重要会议活动时,应邀请省人大、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第十九条　省政府应依法就下列事项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报告:

　　(一)政府工作报告;

　　(二)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

　　(三)全省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四)全省年度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年度财政预算草案;

　　(五)其他需要报告的重要工作。

　　第二十条　省政府应依法就下列事项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

　　(一)全省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部分变更;

　　(二)省本级财政预算的调整;

　　(三)省本级年度财政决算;

　　(四)年度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

　　(五)全省年度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安排情况;

　　(六)全省城市总体规则及其重大变更;

　　(七)全省人口、资源和环境保护以及科技、教育等社会事业发展规划及重大措施;

　　(八)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重大改革措施;

　　(九)重大自然灾害和重大突发性事件的处理情况;

　　(十)办理省人大议案及省人大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简称建议)的情况;

　　(十一)行政区域划分、变更以及省人民政府的机构设立、增加、减少或合并;

　　(十二)其他需要报告的重要工作。

　　其中,第(一)、(二)、(三)、(六)项应经省政府常务会议通过,由省长签署,以议案的形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第(十)项应当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征求意见后,分别按审批权限报请批准,涉及省政府机构的事项还应依法报省人大常委会备案。

　　第二十一条　省政府应逐步扩大省级部门预算编制范围,提高编制质量。在编制过程中,及时向省人大通报有关情况、征求意见。配合省人大做好部门预算的审查、部门预算执行和部门决算的监督。

　　第二十二条　省政府向省人大常委会提出的报告、议案,应在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召开的15日前送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并同时提交有关资料。

　　第二十三条　在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有关报告、议案时,省政府负责人或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应到会说明情况,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接受质询。

　　第二十四条　省人大常委会就有关报告、议案作出的决议、决定,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认真执行;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报告、议案中提出的重要意见,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认真研究办理,在规定的时间内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办理结果。

　　第二十五条　按照省人大常委会及省人大专门(工作)委员会的工作计划,省政府相关部门在向专门(工作)委员会提交专项工作报告前,应事先报省政府办公厅,经省政府分管领导审核。事后应将专门(工作)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反馈给省政府办公厅;贯彻实施法律、法规以及执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决定、决议的情况报告,有关部门应事先送省政府法制办审查。

　　第二十六条　省政府应适时向省政协通报有关重要工作,重大问题应与省政协进行协商。

　　(一)对国家有关法律和法规的实施情况,对党和政府制定的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和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履行职责、遵纪守法、勤政廉政的情况,对有关紧急重大事项的处理措施应向省政协通报,并认真听取政协组织和委员的意见、批评和建议;

　　(二)对事关全省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应与省政协进行协商,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重要问题也应与省政协协商;

　　(三)在省政府工作报告起草过程中,应向省政协通报政府工作报告的主要内容和起草情况,征求省政协及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人民团体的意见;

　　(四)适时向省政协常委会通报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及财政预算的执行情况;

　　(五)其他需要通报与协商的重要工作。

四、主动接受省人大的依法监督和省政协的民主监督

　　第二十七条　省政府要主动接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监督和对人大代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大的典型违法案件的监督,并接受其质询和评议。

　　第二十八条　省政府制定的政府规章应在规定时间内报送省人大常委会备案。

　　第二十九条　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进行的执法检查和视察,应配合做好服务工作,如实汇报情况,提供相关材料。

　　第三十条　省政府组成人员应依法接受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的约见。被约见的省政府组成人员要虚心听取代表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对代表提出的问题,在30日内将办理情况书面答复代表本人,并报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机构及省政府办公厅。

　　第三十一条　省政府办公厅对省人大及其常委会交由省政府办理的申诉、控诉和检举案件,应及时处理,在报经省政府有关领导批准后,按时回复省人大常委会相关工作机构。

　　第三十二条　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省人大常委会依法实施的重大违法案件监督,应当如实提供与案件有关的材料,依法办理省人大常委会发出的督办通知,并在规定时间内报告办理结果。

　　第三十三条　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省人大常委会依法提出的对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质询案,要认真办理。以口头答复的,受质询机关的主要负责人要到会答复;以书面答复的,受质询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应签署答复意见。

　　第三十四条　省政府及省政府组成部门应依法接受省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工作评议,省政府组成人员应依法接受省人大常委会组织的述职评议。

　　评议的主要内容包括:(一)依法行政的情况;(二)勤政廉政的情况;(三)需要评议的其他情况。

　　第三十五条　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省人大常委会的述职评议和工作评议,要高度重视,认真准备,积极配合,于评议会议召开的15日前将工作报告、述职报告报送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任免工作机构。述职人员及被评议机关负责人应按时到会述职和汇报工作,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评议结束后,述职人员及被评议机关应按照省人大常委会的评议结果认真整改,并将整改情况及时报告省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六条　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支持省政协就国家宪法与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重要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履行职责、遵纪守法、勤政廉政等方面情况进行民主监督。配合做好省政协组织的委员视察和调研活动,支持省政协参与对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工作进行民主评议,也可委托省政协组织视察组、巡视组和检查组,有重点地对省政府组成部门进行视察、检查,提出意见、建议。坚持和完善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聘请特约监督员、审计员、教育督导员制度。

五、依法办理人事任免事项

　　第三十七条　凡须由省人大常委会任免的省政府组成人员,省政府应当严格按照党管干部原则和干部管理权限,依据有关法律和《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任免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办法》的规定提请任免。在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之前,不得对外公布。

　　第三十八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省长的提名,省政府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决定副省长的个别任免。根据省长的提名,省政府报请省人大常委会决定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及其他省政府组成人员的任免。

　　第三十九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省长的提名,省人大常委会决定撤销个别副省长及其他省政府组成人员的职务。

　　第四十条　凡应由省人大常委会任免的省政府组成人员,省政府应在省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前规定时间内向省人大常委会提出书面任免议案,同时报送被任命人员的基本情况、简历和提名理由;提请免职的,应说明免职理由。

　　配合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任免工作机构做好对省政府组成部门拟任命人员的法律知识考试工作。

　　第四十一条　省政府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任免议案,由提请人或提请人委托他人在省人大常委会全体会议上宣读。必要时,提请人可以在省人大常委会上说明或介绍被提请任免人员的有关情况。

　　第四十二条　列入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的任免议案,在提交正式表决前,省政府或提名人有权要求撤回。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省政府负责通知拟任命的省政府组成人员同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见面或作供职报告。

六、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

　　第四十三条　人大代表提出建议,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代表的一项重要权利;政协委员、参加政协的各党派、人民团体及政协专门委员会提出提案,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一个重要形式。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是省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一项重要职责。

　　第四十四条　省政府办公厅在省人大、省政协召开全体会议(简称“两会”)期间,要组织省政府有关部门人员参加会议,协助做好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的收集、审查立案、分办等工作。

　　第四十五条　“两会”结束后,省政府办公厅应会同省人大、省政协有关工作机构及时召开建议和提案交办会,省政府一位副省长主持会议并对办理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责成承办单位在上半年基本办理完毕,做到办复率达到100%,与建议提案主要提出人的见面率达到100%,书面反馈意见满意和基本满意率达到95%以上。

　　第四十六条　承办单位要把办理工作纳入本单位的重要议事日程,实行部门主要领导负责制,做到有领导分管,有专门机构承办,有专人办理。

　　第四十七条　承办单位应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依法办理好人大代表建议(包括人大议案)和政协提案(包括政协建议案),对建议、提案中反映的问题应制定具体的办理方案或提出明确的处理意见:能够解决的问题,要抓紧解决;对需列入规划、逐步解决的问题,应列入规划,抓紧落实;对涉及面广、情况复杂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应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客观地介绍情况,说明原因,取得代表、委员的谅解。

　　第四十八条　承办单位将建议、提案的办理情况在答复代表、委员的同时,应附上征询意见表,分别抄报省人大常委会代表选举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省政协提案委员会以及省政府办公厅等交办单位。人大代表对答复不满意的,省政府办公厅应责成承办单位重新办理并答复。党派或涉及全局的重点提案应由省政府办公厅给提案人予以答复。

　　第四十九条　省政府秘书长应于每年12月前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本年度省人大代表所提建议的办理情况。同时,省政府办公厅要在下半年适当时间向省政协常委会议通报提案办理情况。

　　第五十条　省政府要积极推进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工作的网络化建设工作,运用建议提案网络管理系统,逐步实现网上交办、网上办理,提高工作效率,提高建议提案办理质量。

　　第五十一条　省政府对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工作实行奖惩制度。省政府每五年对办理工作进行总结评比,并会同省人大、省政协对评选出的先进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省政府部门对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敷衍塞责或逾期不办,造成不良影响或代表、委员强烈不满的,省政府办公厅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该单位通报批评,直至责成有关部门追究其主要负责人的行政责任。

七、努力为省人大、省政协开展工作提供条件

　　第五十二条　省政府一名副省长负责与省人大、省政协的联系工作。省政府办公厅专门处室具体承办相关事宜。

　　第五十三条　省政府要切实解决省人大、省政协工作的实际困难,为省人大、省政协履行职责、开展工作提供必须的经费和条件。

　　第五十四条　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开展视察、调研活动创造条件,帮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更好地知情知政,围绕我省中心工作建言献策、参政议政。

八、附　　则

　　第五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二○○四年三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