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检察机关侦监部门积极深入开展侦监工作的做法

贵州遵义桐梓检察院 尹科峰 563200


在实际工作中，基层检察院的侦监部门应积极发挥立案监督、侦查监督职能，通过向公安机关发送“应当逮捕犯罪嫌疑人意见书”、“纠正违法意见通知书”和“检察建议”，强化对公安的监督，拓展并完善侦监工作领域。通过加强与本单位各部门的联系与沟通，积极发现立案监督线索，拓展立案监督线索来源。2007年度，桐梓县院侦监部门向公安机关发出“应当逮捕意见书”35份，向自侦部门移送犯罪线索9件，在全市侦监工作考核中获得第一名的佳绩，其主要做法是：
一、强化监督意识，转变执法理念
基层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被大部分人认为是审查批捕部门，观念还停留在刑诉法修改前的阶段，只是对案件逮捕与否进行审查，并没有将监督职能纳入到足够重要的领域。司法实践中，侦查监督部门由于业务上的需要，经常与公安机关联系与协调，多是配合，少是监督，针对这种大环境，桐梓县院侦监部门采取以下措施确保侦监工作理念有一个质的飞跃：
（一）使全科干警牢固树立监督意识，并在日常工作中得以严格贯彻执行
一直以来，该院在对侦监部门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时，强调侦监工作的全面性，尤其要注意监督职能在实际司法中的灵活运用。虽然侦监部门与公安配合比较多，但是我们时刻不能忘记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担负着监督的职能。千万不能因为案件的配合而影响了监督职能的行驶，更加重要的是，在监督工作中，不要有畏难情绪，该监督的绝对监督，绝对不能姑息放纵，否则就是失职，甚至渎职。
（二）正确处理配合与监督的关系
树立了监督意识，也不是说在工作中只讲监督，不谈配合了，该院一直都正确处理配合与监督的关系，形成了配合有方，监督有路的大好工作形势。配合的前提是依法行政，合法地行使职权。审查批捕阶段检察机关在听取犯罪嫌疑人意见时，应当强化监督意识，对于犯罪嫌疑人提出的有关于侦查机关在办案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给予充分重视。在遇到重特大案件时，该院也及时与公安部门取得联系，加大提前介入力度，确保严厉的打击各种严重刑事犯罪。在2007年，桐梓县公安机关打击了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公安机关邀请，该院及时派员介入，在整个案件侦破过程中，公安机关与该院侦监部门配合良好，监督到位，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二、围绕“三项职责，八大任务”，积极稳妥推进侦监工作
基层检察院的侦监部门应紧紧扣住“三项职责，八大任务”，积极深入开展工作。
（一）充分发挥审查批捕职能，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环境
严格把握逮捕标准，为和谐社会提供稳定的环境保障。检察机关正是通过正确行使法律赋予的审查逮捕职能，严厉打击各种严重刑事犯罪，来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的。检察机关在实际办案过程中应当严格把握逮捕标准。全年我院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案件194件303人，批准逮捕181件281人，不批准逮捕13件22人。受理本院自侦部门报捕案件6件6人，决定逮捕5件5人。所有案件没有出现1件错案，有效的维护了社会的良好秩序，有力的打击了刑事犯罪。
（二）充分发挥立案监督职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刑事立案监督工作，由于该项工作起步较晚，在司法实践中又缺乏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因此实践中该项工作开展起来难度较大，需要加强研究与探索。首先的困难是案件线索少，其次是缺乏具体的操作规范。针对这种情况，我院侦监部门采取了以下措施解决，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全年共向公安发出“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6份，公安主动立案3件，同意公安不立案理由3件，纠正公安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5件。
1、加强立案监督工作的宣传。结合检务公开，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使有关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熟悉和了解，从而懂得如何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做到告状有门，鼓励群众大胆检举、控告，扩大立案监督线索来源。特别是在侦查机关受理报案场所应该张贴有关立案监督的法律规定，并要求侦查人员在向当事人宣布不予立案的时候，告知其有向检察机关申诉的权利。
2、及时掌握发案、受案、立案情况。我院侦监部门经常深入公安机关，加强交流与沟通，审查其立案活动是否合法，所作立案或不立案决定是否正确，有无不破不立、以罚代刑、以教（劳教）代刑、徇私舞弊等情况。对公安机关作出行政处罚的一些重点案件也定期予以审查。针对某些疑难复杂的发案情形，主动与侦查机关加强交流、探讨，该立案的及时立案侦查，防止疑而不决。
3、加强与本院有关科室、行政机关的联系，及时发现有价值的线索。与本院控申、起诉、自侦等部门经常沟通，并要求这些部门一旦发现属于立案监督范围内的线索及时与侦监部门联系，以便及时掌握，及时作出反应。同样，也应加强与法院、司法局、工商、税务等部门的联系，形成外单位移送立案监督线索的网络，拓展立案监督案件的线索，履行好法律监督的职责。特别是2007年与18家行政单位开展了“刑事执法与行政执法衔接机制”行动，为以后开展立案监督提供了制度保证。
4、善于从新闻热点中挖掘案件线索。关注报刊、杂志、电台、电视等新闻媒体的有关信息。如果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就及时介入调查。
5、深入基层走访调查。在工作中对一些可能存在案件线索的基层，分管检察长亲自带案走下去深挖案源，如乡镇、街道、厂矿企业、偏远的山村和边邻结合部等交通不方便、信息不畅通的地方。
（三）充分发挥侦查监督职能，深入开展侦监工作
侦查活动监督的主体是检察机关，具体承担此项工作的是侦查监督和公诉部门。这里重点研究侦查监督部门对侦查活动的监督。一年来，我院侦监部门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侦查监督工作，取得很好的成效，2007年，我院共追捕漏犯26件35人，追诉漏罪3人，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3份，公安均恢复我院，向自侦部门移送犯罪线索10件10人，已立案9件9人，这些工作走在全省前列，获得上级部门的高度赞赏。
1、审查案卷材料。我院在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后，认真审阅案卷材料，注意发现违法的线索。审查的具体方法主要有⑴审查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和犯罪事实；⑵审查有关侦查活动的法律手续、文书是否齐备，对犯罪嫌疑人的羁押是否超过法定期限；⑶审查证据的来源，获得的方法和可靠程序；⑷审查证据之间有无矛盾，有无假证、伪证可能；⑸审查有无违法收集证据的情况和侦查活动中有无其他违法情况。
2、提前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我院侦监部门对公安机关侦查的重、特大犯罪案件，及时派人参加对案件的讨论和其他侦查活动。事实证明，“提前介入”不仅有利于提高办案效率，保证案件质量，防止错捕，而且有利于及时纠正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2007年共提前介入公安案件19件，有效的预防了违法侦查事件的发生。


与“宣战”有关的国际法问题

李广民
(山西师范大学，山西 临汾 041004)

〔摘要〕抗日战争期间，中日两国政府都曾对“宣战”问题进行过多次研究，但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日两国政府都选择了“不明确宣战”的策略，本文通过对与“宣战”有关的国际法问题的阐述，从而为分析日本“不宣而战”和国民政府“战而不宣”的原因做一个基本铺垫。
〔关键词〕宣战 交战意向 战时中立法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中国进行了长达十四、五年的侵略战争。为此，中国也进行了至少长达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战，但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不管是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还是进行抗战的中国，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不明确宣战”的策略。要搞清日本“不宣而战”和国民政府“战而不宣”的原因，首先就必须弄清楚与“宣战”有关的国际法问题，本文着重阐述了何谓国际法上的战争；怎样才算进入国际法上的战争状态；进入国际法上的战争状态以后，交战双方的关系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交战双方与第三国的关系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最后本文还根据日本外务省的原始档案，介绍了日本国际法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我们知道，在中日关系中，历史认识问题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追究日本战争责任，除了有充足的事实依据外，有关国际法的规定和当时日本对国际法的认识同样十分重要，本文写作的目的，便是想补充这方面的不足。

一

在传统国际法中，战争法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国际法上的战争，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法主体之间，为击败对方并使对方接受自己的和平条件而进行的持续的、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以及由此武装冲突而形成的法律状态。国际法上的战争或法律上的战争状态既要有事实的要素，也要有意识的要素。事实上的要素是指武装冲突的实际存在，意识上的要素是指交战双方或一方有明显的交战意向。所谓交战意向（Animo Belligerendi），是指交战各方对于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武装冲突，具有明确的意识或认识，认为这是战争的一种表示。只要冲突中的一方有明确的交战意向的表示，冲突就变为法律上的战争。比如抗战初期，国民党最高决策层虽决定抗战，但却尽力回避交战意向，也就是尽力避免因自己一方的行为而使事实上的武装冲突变成法律上的战争状态。传统国际法规定，交战意向必须通过布告宣战或附带开战条件的最后通牒来明确表示。1907年海牙和平会议通过的《关于战争开始的公约》 规定：“缔约国承认除非有明确的且事先的通告，彼此之间不得开始战争。通告的形式可以是说明理由的宣战声明，或附有宣战条件的最后通牒”，“战争状态的存在应该毫不延迟地通告各中立国，只有在中立国接到该通告之后，才对它们发生效力”。[ ] 一旦冲突一方或双方有了交战意向的表示，冲突双方便进入法律上的战争状态。而且一旦这种交战意向向第三国通告，第三国就有义务保持中立，除非它决定帮助其中的一方。另外，只要一方表明交战意向，双方的关系就进入法律上的战争状态，即使对方不愿意使两者的
关系进入法律上的战争状态，也无济于事。正因为如此，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政府，不仅自己尽力避免交战意向的明确表示，而且非常担心日本对中国明确宣战，即日本单方面交战意向的明确表示。抗战初期国民党最高决策层在研究或讨论宣战问题时，更多地不是自己是否对日宣战及宣战的利弊，而是讨论日本是否对中国宣战以及中国的应对措施。比如，1938年3月7日，军委会参事室会议讨论宣战问题，王世杰就主要分析制约日本对华宣战的国际因素，特别是英国的态度和欧洲的政治形势。蒋介石也主要考虑英美海军对日本的制约作用。另外，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有关宣战问题的文书，其中两件就专门针对日本对华宣战问题，其中一件是《谨就政府关于日本对华宣战应有之准备条陈意见》、一件是《关于日本对华宣战可能性的估计意见》，而与此相对照，日本外务省记录中虽收录有大量关于宣战问题的材料 ，但关于中国对日宣战的材料却一份也没有。

二

国际法所说的战争的法律状态，包括战争的开始、战争开始的法律后果及战争结束的程序、基本方式等。战争的开始是指冲突双方进入法律上的战争状态，传统国际法认为，战争的开始，必须通过宣战（当然不一定是绝对的布告宣战或宣战声明，只要有交战意向的明确表示即可）。这样广义上的宣战实际上就成为国家关系由和平状态进入战争状态的一个重要而且必要的标志。宣战原本是一项古老的国际习惯，古希腊或古罗马时代，大多数国家之间都是通过宣战的方式表明双方敌对关系的开始的。从国际法之父格劳秀斯起，许多学者都认为，宣战是战争开始的必要方式。后来有些学者甚至把是否经过宣战作为判断战争正义与否的标准。宣战作为一种法律程序，其作用在于宣告国家进入战争状态，并使对方和其他国家获悉这种这种战争状态已经存在，从而有所准备，必要时可以撤退平民。广义上的宣战是指交战意向的明确表示，它可以是宣战声明（布告宣战），也可以是最后通牒。宣战声明一般包含宣战的理由和战争的决心，表明交战意向的最后通牒是一种有条件的宣战书，这种最后通牒向对方提出最后的条件，要求对方限期答复，如对方不按期接受全部条件，即采取战争手段。
一旦在法律上进入战争状态，交战双方之间的关系就由和平关系转变为战争关系，交战国与第三国的关系也暂停适用平时国际法，而改为适用战时中立法。战争开始的法律效果，对交战国双方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自动断绝。战争开始后，交战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将自动断绝。交战双方将召回其驻在敌国的外交代表、领事官员以及其他使领馆工作人员，关闭其在敌国的使领馆。同时要求对方也关闭其使领馆，召回其使领馆人员。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对方使领馆人员正常 离境之前仍享受外交特权及豁免权，作为当初接受国的敌国，仍有义务协助对方的使领馆人员安全离境并保护使领馆的馆舍、财产和公文档案不受侵犯。作为派遣国，可以委托对方（敌国）认可的第三国来保管其在敌国的馆舍、财产和公文档案，并保护其滞留敌国的侨民。
（二）条约关系发生变化。战争开始后，有关战争的法规和公约在交战国之间立即生效，而交战国之间所缔结的条约（除极个别的外）则立即失效（Invalidation）或停止施行（Suspension）。特别是有关政治、经济及贸易的双边条约，如友好同盟条约、引渡条约、领事条约和商务条约、贸易协定等，均因战争而终止（Termination），而多边条约则因战争状态的出现，仅在交战国之间暂停施行。
（三）对交战国人民及其财产的影响。战争开始以后，处于敌国领土上的交战国人民或被允许在一定的期限内撤离，或被允许继续居留。但一般情况下，交战国有权对居留在其境内的敌国公民施以各种限制，诸如就地登记、集中居住，甚至予以拘留。国际法虽然有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规定，但也有在必要时可以施加拘禁或安置于指定的居所的规定。而且还规定，军事当局对占领区的平民，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行使军事管辖权。可以对占领区包括第三国在内的平民施加种种限制。
战争开始后，交战国对敌国财产可以根据不同性质和不同类型加以没收、扣押、征用。一般来说，财产可以分为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动产和不动产；还可以分为军事性质的财产和非军事性质的财产。凡自己权利控制下的（包括本国境内和军事占领区）敌国的国家财产，除使领馆外，均可以没收使用。敌国军事性质的财产，可以没收或破坏。敌国的私人财产，可以加以限制（包括冻结、禁止转移）和征用。敌国在公海上的商船（包括船上的货物）亦可拘留、征用。[ ]
（四）对交战国人民之间所签定的契约（合同）的影响。关于开战对交战国双方人民之间所签定契约的影响，各国国内法的规定和国际法学者的意见虽不一致，但英美法系的观点是，战争开始以后与敌国人民所签定的契约一律失效。战争开始之前与敌国人民所签定的契约则依契约的种类，或丧失其效力，或停止其效力。丧失效力的契约如合作契约、委任契约、赁船契约、海上保险契约等。凡尔赛条约所采纳的思想是，凡敌国间的契约，除个别的特殊契约外，不论缔结时的情况如何，作为原则，自当事人成为敌人起，该契约便失去效力。（详情可参考凡尔赛条约第二百九十九条第一款及附属议定书一般规定二和关于特种契约的规定四、二十四）[ ]

三

战争开始的法律效果，对交战国与一般第三国而言，主要是战时中立法（War Neutrality Law） 在交战国与一般第三国之间生效。这里所谓的一般第三国，是指不愿参加到战争任何一方的第三国。在战争开始或战争进行中，它们可以通过明示或暗示的方式表明自己的中立立场。明示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宣言、声明，甚至条约的形式向交战各国通告自己对交战双方采取不偏不倚、同等对待的立场；暗示的方式则是通过事实上遵守战时中立义务而向交战各国表明自己的态度。战时中立的一般第三国因自觉放弃了自己在平时可以享受的一些权利，因此它们也可以从交战国那里得到一些保证，即最大限度地保护中立国的权益不再受到损害。具体来讲，战时中立国的义务（即是交战国的权利）包括：
（一）自我约束（不作为）的义务。战时中立国不得对交战任何一方给予援助。战时中立国不仅不能直接参加任何一方的战斗，而且也不能向交战国任何一方提供军队，供给武器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不得向任何一方提供补助金和贷款、不得替任何一方承购公债；不得用军舰或国家船舶为交战任何一方进行军事运输；不得向任何一方提供情报。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平等地向交战双方提供上述援助，也是战时中立法所禁止的。
（二）防止的义务。战时中立国应采取措施，防止交战国为了战争而利用其领土或其管辖范围内的区域。战时中立国应采取一切措施防止和阻止交战国利用自己的领陆、领水、领海、领空进行作战，或捕获对方船只及其战斗人员，建立作战基地、通讯设备，或运输军队和军需品。
（三）容忍的义务。战时中立国对于交战国因进行战争而依据战争法所采取的行动，应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容忍。对于交战国的战时封锁以及有关战时禁制品的规定，战时中立国有义务严格执行。这里所谓的封锁是指交战国为了切断敌国的对外联系，削弱敌国经济和持续作战的能力，运用军舰阻挡一切国家的船舶和飞机进入敌国的港口和海岸。“一切国家”当然包括战时中立国。而战时禁制品是指交战国禁止第三国运送给敌国的货物。禁制品的清单，可以在事先由国家以条约形式确定，也可以由交战国在战争开始时，用法令或宣言公布。
作为抵偿，交战国所负的义务（战时中立国的权利）有：
（一）自我约束（不作为）的义务。交战国必须尊重战时中立国的主权，不得侵犯战时中立国领土，破坏中立。交战国不得在战时中立国的领土及其管辖区域内进行战斗行动，不得在上述区域建立军事基地、设置通讯设备，交战国军队或其供给品运输不得通过战时中立国领土。交战国不得在战时中立国领土、领水内改装商船为军舰或武装商船，不得在战时中立国的领水内捕获敌船。
（二）防止的义务。交战国有义务采取一切措施，防止虐待其占领区内的战时中立国的使节和侨民，防止其军队和人民从事任何侵犯战时中立国及其人民的合法权益的行为。
（三）容忍的义务，交战国应该容忍战时中立国与其敌国保持正常的外交和商务关系以及其他不违背战时中立法的行为。

四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外务省条约局第二课就组织有关“专家”，对与宣战有关的国际法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制作了大量的报告书。这些报告书当时均属绝密文件，对了解当时日本政府对国际法的认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关于战争开始宣言的考察》[ ]就详细分析了“开战与非战公约的关系”、“开战与海牙关于战争开始的条约的关系”、“开战的效果”等问题，这份报告书的制作者是日本当时著名的国际法学者立作太郎博士。此人因谙熟国际法，长期受到日本政府和外务省的重视，从九一八事变时起，直到太平洋战争，他一直作为日本外务省国际法方面的主要顾问。
关于第一个问题，他分析到：1928年8月签定的非战公约，斥责用战争手段解决国际纷争，而且各缔约国庄严宣布，废弃战争作为实行国家政策的工具（第一条）。各缔约国约定，它们之间发生的一切争端或冲突，不论其性质和起因如何，只能用和平方法加以处理和解决（第二条）。非战公约虽然对保留自卫权加以默认，但自卫权只能作狭义的理解，即除非遭到他国的非法攻击，出于紧急而且必要的场合，方得使用。为解决纷争或惩治对手自然不得使用自卫权，否则便是违反非战公约。许多国家曾声称自己是基于自卫权而进行战争的，但被国际法学者承认的却非常少。国际法上真正的自卫权，只限于为免遭非法的攻击而采取的紧急而且必要的行动。
对第二个问题，他认为，把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通过的这个条约译为“关于战争开始的条约”原本就是一个错误，按照他的意见，该条约的名称应译为“关于敌对行为开始的条约”。[ ] 该条约规定，在没有预先通告的情况下，不得开始敌对行为，通告的形式可以是附有理由的开战宣言，也可以是包含宣战条件的最后通牒。当纷争当事国一方从事敌对行为，并以上述形式表示了战争状态开始的意思后，在国际法上纷争双方就进入战争状态。国际法关于进入战争状态的有关法律效果自然生效。根据他的解释，凡敌对行为，就须有事先的预告，而事先的预告，又成为开战意思的表示，故敌对行为自然构成法律上的战争状态。
第三个问题，即关于开战的效果，他主要是从战时法规的适用，对条约的效果、对契约的效果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这些分析与我第二部分的相关介绍基本相同，这里就不再重复。
总之，搞清国际法的有关规定和当时日本学者对国际法的认识，对我们分析日本当时选择“不宣而战”的“策略”具有重要意义。